谭人凤：不屈不挠、有责任担当的民主革命斗士
来源: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撰稿:admin时间:2018-07-26点击：次
1911年10月，著名的武昌起义爆发了反清革命的巨大风暴迅速席卷了大江南北。为了支撑摇摇欲坠的封建庙堂，清政府起用了北洋军阀袁世凯，向武汉三镇反扑。12月下旬，汉口、汉阳相继陷落。革命党人黄兴在汉阳失守后趁船走上海另谋发动；窃据湖北军政府都督之职的黎元洪逃之夭夭。一时间武昌群龙无首，人心浮动，谣言纷纷，形势危急。险境之中，却有一人挺身出任武昌防御使，担起了保卫武昌的重任。他以“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誓言相号召，布置防务、节制军民，稳定了战局。他就是同盟会元老、辛亥革命时期与孙中山、黄兴齐名的著名革命党人谭人凤。
谭人凤，字有府，又号石屏，人称“谭胡子”，湖南宝庆府新化人（今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鸭田镇人），生于1860年。他的父兄都是农民，他从小就参加劳动，也爱打抱不平，家境稍有宽裕后才入私塾就学，后来考取了秀才。他平素为人刚直不阿，嫌恶如仇，见到不平的事，“动辄直言抗争”。甲午战争后，看到国事一天天地败坏和清政府的腐朽颟顸，谭人凤非常愤慨，立志“以救国救民之责任自负”，逐渐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1903年到1904年间，他在家乡福田（今鸭田镇）以办学为名，创设了革命机关，来往于湘西宝庆、常德一带，以“山主”的身份联络会党，发展革命力量，准备响应华兴会的起义。华兴会起义失败后，他在隆回、沅陵、常德等地继续活动，伺机再起，不料行迹被当地官府发现，要派兵捕（捉拿）他，他只好从家乡逃出，1906年又东渡日本。
来到日本后，谭人凤很快就与孙中山等人取得了联系。不久，在黄兴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他年纪大，“同志中推为老辈”，又心地坦荡，行事公正磊落，豪爽无私，知无不言，深为同盟会大家敬重。他往来于南洋各埠，竭尽全力协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发动起义，很多党人都知道这位年近半百、不畏难、不怕死、勇担当的“谭胡子”。萍浏醴起义时，他潜回内地密谋响应，镇南关之役打响，他借钱作路费赶去参加，1911年广州起义前夕，他又割须改装，匆匆由日本赶到香港，要求参加承担攻坚任务的敢死队。黄兴劝阻要他留下办理后勤诸事，他坚定地说：“君能敢死，余独怕死耶？”经黄兴一番苦劝，他才作罢。
谭人凤不仅对革命大业忠心耿耿，也有卓越的战略眼光。当时同盟会把武装发动的重点放在东南沿海，但多次起义都没能成功。一时间不少党人心灰意冷，连同盟会总部的领导也茫然失措。这时，谭人凤和宋教仁等人总结了失败的教训，提出把武装斗争的重心放到长江流域去的主张。他说，两湖地处中原中枢，在那里起义成功就可以震动全国，否则即使占领了广东一隅，也不足以驾驭大局。后来武昌起义的胜利证明谭人凤的意见是正确的。在取得了黄兴等人的支持后，他带经费两千元赶到两湖联络部署。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再一次来到武汉活动。当时武汉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之间门户之见不少，配合不好，不利于革命发动。他就劝他们应以革命大业为重，“和衷共济，相辅而行”。谆谆的劝告和诚挚的理喻终于使两个革命团体心连心联合起来了。武昌起义前，两个革命团体组成了共同的指挥机构，统一行动，密切配合，并肩作战，齐心协力，为起义的胜利铺平了道路。黄兴在写给谭人凤的一首诗中说：“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武昌起义的胜利，包含着谭人凤的一腔心血。
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部在上海成立，谭人凤被推举为负责联络的总务干事。中部总部制定了起义的计划，以两湖为中心展开活动。谭人凤秘密奔走于长沙、武昌、九江等地，积极活动，发动和联络革命力量。
武昌起义前，那里的革命党人请谭人凤去主持大计。当时他正生病住院，就改由宋教仁前去。后来听说情况急迫，谭人凤不顾别人的劝告，提前出院，赶到汉口。这时起义已经打响，革命党人由于政治上的幼稚，起义后把旧官僚黎元洪推为军政府都督。这时黎元洪对清政府还心存幻想，装聋作哑，不画一策。敌人大兵压境，兵临城下，形势紧迫。谭人凤来到后，马上和其它革命党人一道草拟了各种章程条例，使军政府的工作粗具头绪，逼迫黎元洪下令进击清军。长沙新军革命后，他又赶到长沙，组织了援鄂军，支援武昌。在武昌形势危急之时，谭人凤毅然担起重任，与革命共命运，“昼出洪山，夜归武昌”，精心筹划防御，支撑住了风雨飘摇的局面，为保卫革命果实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民国建立，举国欢腾。许多革命党人以为大功告成，一时间争名攫位，奔赴惟恐不及。但谭人凤头脑却很清醒，他不谋高官，不论大功，仍以北面招讨使的名义在上海组织北伐。在妥协潮流面前，谭人凤态度明朗，坚决反对议和。他分析了形势，认为虽然敌人气焰嚣张，但决非不可战胜。只要革命党人团结一致，决意北伐，全国人民就会群起响应，袁世凯就会成为“瓮中之鳖”，革命党人稳操胜券。这种情况下议和，实在是“大错特错者也”。这些见解在当时的革命党人中是出类拔萃的。
不久，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窃国得逞。各地的革命军纷纷遣散。革命武装的丧失，使谭人凤抱恨不已。南京政府北迁后，黄兴留守南京，还掌握有一部分民军。他急于表白革命党人没有“异志”，又苦于无粮无饷，就要解散这批武装，辞去留守职务。谭人凤坚决不同意，他对黄兴说：“阁员去职后，所恃以保障共和者，君一人而已。何以放弃责任，博功成身退之虚名？”他的努力并没有阻止住妥协逆流，但勇敢的斗争精神却令人钦佩。“若欲问我名和姓，南北议和反对人”的诗句，表现了这位不屈不扰有责任担当的民主革命斗士的坚定立场。
谭人凤始终坚持反对袁世凯的独裁阴谋。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在悼念宋教仁的挽联中，谭人凤痛斥袁世凯的统治是“瘈狗毒蛇全国布，无人心、无天理、无国法”，主张武力倒袁。这时黎元洪与袁世凯勾结在一起，沆瀣一气，排挤革命党人。谭人凤非常气愤，就找到黎元洪，拍桌大骂：“妆辈甘为奴隶，必将稍有人格者排挤而去之，国事尚可堪乎？”
二次革命中，谭人凤一秉初衷，又回湖南策划独立。但形势已今非昔比，蜕变和涣散已经使革命党人失去了战斗力和号召力。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被袁世凯列为“湘省之乱”的“罪魁”，下令通辑。他只好再次东渡日本。有感于革命的失败，他写了这样一首诗：“昔日隹谁仇耻共天，栖随蓬岛已有年。而今光复重亡命，令我逢人色赧然”。对革命党人的瓦解、分裂，他感到大惑不解，称之为“咄咄怪事”。当然他不可能找出根本原因，但他对这种现象却十分痛心。在日本期间，黄兴与孙中山由于意见不合，发生了分裂。孙中山组织了中华革命党，黄兴等拒不参加。谭人凤奔走于孙、黄之间，竭力促进两派恢复团结。谭人凤他的磊落胸怀得到了孙中山的称赞，黄兴也表示要“维持固有之党势”。年迈体衰，谭人凤革命热情依然不减当年，抱病去南洋为倒袁筹款。袁世凯称帝时，谭人凤又到汉口，山东等地策划反袁活动。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揭起“护法”大旗后，谭人凤他也积极响应，去福建、广东等地联络革命力量。终因积劳成疾，1920年4月在上海病逝，终年六十岁。
章太炎在为谭人凤撰写的墓志铭中以“大哉元功，赫若云雷，既缮以贞、无有曲隈”，称颂了这位民主革命斗士的一生。谭人凤以偏僻乡间的一名布衣秀才而奋起革命，以救国救民为已任，秉志终生不移。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不屈不挠，有责任勇担当，以马前卒的精神效命前驱，不愧为一个卓越的爱国者和革命者。
2018年7月5日丁华于广州
（编辑曾振华）
谭人凤，字有府，又号石屏，人称“谭胡子”，湖南宝庆府新化人（今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鸭田镇人），生于1860年。他的父兄都是农民，他从小就参加劳动，也爱打抱不平，家境稍有宽裕后才入私塾就学，后来考取了秀才。他平素为人刚直不阿，嫌恶如仇，见到不平的事，“动辄直言抗争”。甲午战争后，看到国事一天天地败坏和清政府的腐朽颟顸，谭人凤非常愤慨，立志“以救国救民之责任自负”，逐渐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1903年到1904年间，他在家乡福田（今鸭田镇）以办学为名，创设了革命机关，来往于湘西宝庆、常德一带，以“山主”的身份联络会党，发展革命力量，准备响应华兴会的起义。华兴会起义失败后，他在隆回、沅陵、常德等地继续活动，伺机再起，不料行迹被当地官府发现，要派兵捕（捉拿）他，他只好从家乡逃出，1906年又东渡日本。
来到日本后，谭人凤很快就与孙中山等人取得了联系。不久，在黄兴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他年纪大，“同志中推为老辈”，又心地坦荡，行事公正磊落，豪爽无私，知无不言，深为同盟会大家敬重。他往来于南洋各埠，竭尽全力协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发动起义，很多党人都知道这位年近半百、不畏难、不怕死、勇担当的“谭胡子”。萍浏醴起义时，他潜回内地密谋响应，镇南关之役打响，他借钱作路费赶去参加，1911年广州起义前夕，他又割须改装，匆匆由日本赶到香港，要求参加承担攻坚任务的敢死队。黄兴劝阻要他留下办理后勤诸事，他坚定地说：“君能敢死，余独怕死耶？”经黄兴一番苦劝，他才作罢。
谭人凤不仅对革命大业忠心耿耿，也有卓越的战略眼光。当时同盟会把武装发动的重点放在东南沿海，但多次起义都没能成功。一时间不少党人心灰意冷，连同盟会总部的领导也茫然失措。这时，谭人凤和宋教仁等人总结了失败的教训，提出把武装斗争的重心放到长江流域去的主张。他说，两湖地处中原中枢，在那里起义成功就可以震动全国，否则即使占领了广东一隅，也不足以驾驭大局。后来武昌起义的胜利证明谭人凤的意见是正确的。在取得了黄兴等人的支持后，他带经费两千元赶到两湖联络部署。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再一次来到武汉活动。当时武汉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之间门户之见不少，配合不好，不利于革命发动。他就劝他们应以革命大业为重，“和衷共济，相辅而行”。谆谆的劝告和诚挚的理喻终于使两个革命团体心连心联合起来了。武昌起义前，两个革命团体组成了共同的指挥机构，统一行动，密切配合，并肩作战，齐心协力，为起义的胜利铺平了道路。黄兴在写给谭人凤的一首诗中说：“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武昌起义的胜利，包含着谭人凤的一腔心血。
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部在上海成立，谭人凤被推举为负责联络的总务干事。中部总部制定了起义的计划，以两湖为中心展开活动。谭人凤秘密奔走于长沙、武昌、九江等地，积极活动，发动和联络革命力量。
武昌起义前，那里的革命党人请谭人凤去主持大计。当时他正生病住院，就改由宋教仁前去。后来听说情况急迫，谭人凤不顾别人的劝告，提前出院，赶到汉口。这时起义已经打响，革命党人由于政治上的幼稚，起义后把旧官僚黎元洪推为军政府都督。这时黎元洪对清政府还心存幻想，装聋作哑，不画一策。敌人大兵压境，兵临城下，形势紧迫。谭人凤来到后，马上和其它革命党人一道草拟了各种章程条例，使军政府的工作粗具头绪，逼迫黎元洪下令进击清军。长沙新军革命后，他又赶到长沙，组织了援鄂军，支援武昌。在武昌形势危急之时，谭人凤毅然担起重任，与革命共命运，“昼出洪山，夜归武昌”，精心筹划防御，支撑住了风雨飘摇的局面，为保卫革命果实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民国建立，举国欢腾。许多革命党人以为大功告成，一时间争名攫位，奔赴惟恐不及。但谭人凤头脑却很清醒，他不谋高官，不论大功，仍以北面招讨使的名义在上海组织北伐。在妥协潮流面前，谭人凤态度明朗，坚决反对议和。他分析了形势，认为虽然敌人气焰嚣张，但决非不可战胜。只要革命党人团结一致，决意北伐，全国人民就会群起响应，袁世凯就会成为“瓮中之鳖”，革命党人稳操胜券。这种情况下议和，实在是“大错特错者也”。这些见解在当时的革命党人中是出类拔萃的。
不久，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窃国得逞。各地的革命军纷纷遣散。革命武装的丧失，使谭人凤抱恨不已。南京政府北迁后，黄兴留守南京，还掌握有一部分民军。他急于表白革命党人没有“异志”，又苦于无粮无饷，就要解散这批武装，辞去留守职务。谭人凤坚决不同意，他对黄兴说：“阁员去职后，所恃以保障共和者，君一人而已。何以放弃责任，博功成身退之虚名？”他的努力并没有阻止住妥协逆流，但勇敢的斗争精神却令人钦佩。“若欲问我名和姓，南北议和反对人”的诗句，表现了这位不屈不扰有责任担当的民主革命斗士的坚定立场。
谭人凤始终坚持反对袁世凯的独裁阴谋。1913年3月，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在悼念宋教仁的挽联中，谭人凤痛斥袁世凯的统治是“瘈狗毒蛇全国布，无人心、无天理、无国法”，主张武力倒袁。这时黎元洪与袁世凯勾结在一起，沆瀣一气，排挤革命党人。谭人凤非常气愤，就找到黎元洪，拍桌大骂：“妆辈甘为奴隶，必将稍有人格者排挤而去之，国事尚可堪乎？”
二次革命中，谭人凤一秉初衷，又回湖南策划独立。但形势已今非昔比，蜕变和涣散已经使革命党人失去了战斗力和号召力。二次革命失败后，他被袁世凯列为“湘省之乱”的“罪魁”，下令通辑。他只好再次东渡日本。有感于革命的失败，他写了这样一首诗：“昔日隹谁仇耻共天，栖随蓬岛已有年。而今光复重亡命，令我逢人色赧然”。对革命党人的瓦解、分裂，他感到大惑不解，称之为“咄咄怪事”。当然他不可能找出根本原因，但他对这种现象却十分痛心。在日本期间，黄兴与孙中山由于意见不合，发生了分裂。孙中山组织了中华革命党，黄兴等拒不参加。谭人凤奔走于孙、黄之间，竭力促进两派恢复团结。谭人凤他的磊落胸怀得到了孙中山的称赞，黄兴也表示要“维持固有之党势”。年迈体衰，谭人凤革命热情依然不减当年，抱病去南洋为倒袁筹款。袁世凯称帝时，谭人凤又到汉口，山东等地策划反袁活动。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揭起“护法”大旗后，谭人凤他也积极响应，去福建、广东等地联络革命力量。终因积劳成疾，1920年4月在上海病逝，终年六十岁。
章太炎在为谭人凤撰写的墓志铭中以“大哉元功，赫若云雷，既缮以贞、无有曲隈”，称颂了这位民主革命斗士的一生。谭人凤以偏僻乡间的一名布衣秀才而奋起革命，以救国救民为已任，秉志终生不移。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不屈不挠，有责任勇担当，以马前卒的精神效命前驱，不愧为一个卓越的爱国者和革命者。
2018年7月5日丁华于广州
（编辑曾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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