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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赵维玺教授新著《魏光焘评传》

来源: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撰稿:欧阳恩涛时间:2019-05-23点击:

从边吏到疆臣的家国情怀
——读赵维玺教授新著《魏光焘评传》
 
  在光绪朝的封疆大吏中,魏光焘可谓是声名显赫,他崛起于行伍,书写了一个从边吏到疆臣的人生传奇。近日,笔者认真拜读、学习了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中国研究所赵维玺教授作为兰州大学“双一流”建设资金人文社科类图书出版经费资助的最新研究成果《魏光焘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4月出版)。传记的生命在于真实可信,传记的灵魂在于能充分发掘传主的思想、展示其精神世界。这两点笔者认为赵维玺教授在《魏光焘评传》中都做到了:该著以晚清湘军人物魏光焘的宦迹为线索,动态跟踪了传主魏光焘在新疆、陕甘、云贵、两江和闽浙地区的施政方针和政策,并将这一人物置于晚清这一特殊的历史场景下,对其治理西北、西南以及东南地区的举措进行了全面而客观的评价,公允评述了传主魏光焘的历史功绩,是一部建立在确凿史实基础上的学术专著。同时,在《魏光焘评传》中笔者读到了魏光焘从边吏到疆臣的家国情怀:是一位克勤克俭、励精图治、政绩卓异的行政长官,一位维护国家主权、有强烈的国家民族观念的英雄,一位注重培养人才、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长者。
 
一、一位克勤克俭、励精图治、政绩卓异的行政长官

  魏光焘(1837—1916),原名光邴,字迁善,号午庄,别署湖山老人。道光十七年十月三月日(1837年11月27日)出生于今湖南省隆回县司门前镇石山湾村,系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魏源的族侄孙。
  魏光焘崛起于行伍。他从幼丧父,因在兄弟六人中居长,在母亲李氏的辛勤抚育下艰难成长。咸丰六年(1856),魏光焘弃农从戎前往江西投靠他的堂兄魏灜,在征战太平天国中因战功逐渐提拔为知县、知州、道员、按察使,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魏光焘从一个白丁成为一名享受从三品待遇的官员,可谓飞黄腾达。
  同治五年(1866)魏光焘随左宗棠入陕镇压回民起义,并在西北地区驻守十七年。在这十七年中,他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克勤克俭、殚精竭虑,逐渐从一名稍有名气的“能将”成长为“能吏”:同治八年五月因功被左宗棠保举署甘肃平庆泾固道、光绪七年(1881)补授甘肃布政使之职,成为一省的行政长官,开始在晚清政坛渐露头角;光绪十年(1884)在新疆建省设州县,并于同年十二月初二日任命刘锦棠为新疆首任巡抚、魏光焘为首任新疆布政使;光绪十四年(1888)十月,因刘锦棠回籍省视祖母后又丁祖母忧,魏光焘奉旨护理新疆巡抚直至光绪十七年(1891)十二月初九交卸巡抚篆务回家,在新疆七年他和刘锦棠的励精图治使得新疆地方政务、经济建设起色不少,他为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次年正月,魏光焘率领“武威营”六营三千余人经过三个多月的急行军进入辽东,在牛庄战役中,魏光焘“以孤军血战,短衣匹马,挺刃向前,督战苦斗,三易坐骑”,十分勇敢顽强,得到中外记载的公认,后因敌我悬殊过大,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魏光焘奋勇杀敌以勇名而闻名,也为清廷所瞩目。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魏光焘奉旨补授江西布政使,七月补授云南巡抚,八月调补陕西巡抚。光绪二十五年(1898年)奉旨署理两江总督。次年,八国联军侵华,魏光焘奉命募兵北上勤王;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西逃,魏光焘派兵沿途迎护,一直到西安。由于勤王有功,同年闰八月实授陕甘总督、十月又调为云贵总督。在云贵总督期间,魏光焘平定了永善地区的彝民起义,故而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四月奉旨兼署云南巡抚。同年十一月,改调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魏光焘在经济、军事上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新政措施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由于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间,魏光焘两次遭人弹劾,所以清政府于该年九月调魏光焘为闽浙总督,尽管他在闽浙总督任上,一如既往的积极整饬军政、吏治、盐务、兴修水利、修筑城、创办文武学堂,对新政事务如操练新军、设立警察等等,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然而失却朝廷信任的魏光焘仍然于次年正月被开缺回籍。自此,魏光焘在今邵阳市区东郊的佘湖山筑湖山别墅,自号湖山老人,过起了隐居的生活。宣统三年(1911)十月,清廷授命魏光焘为两广总督,但魏光焘以老年病弱为由而未就任。辛亥革命成功后,袁世凯电邀魏光焘出任五省联总,被魏光焘一口回绝。民国五年三月十五日(1916年4月17日),魏光焘病逝于今邵阳市区东郊的佘湖山上的湖山别墅,享年79岁,清废帝溥仪追谥其为“威肃”,葬于今新邵县酿溪镇禾树村辉山上。
  魏光焘的一生忠于满清王朝,在他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官宦生涯中,做了许多于国于民有益的事业,可以说是一位克勤克俭、励精图治、政绩卓异的行政长官。
 
二、一位维护国家主权、有强烈的国家民族观念的英雄

  魏光焘是一位有强烈的国家民族观念的英雄,他一生的最大贡献就是为国家守卫边疆、维护国家主权。
  魏光焘在担任新疆布政使、护理新疆巡抚期间一是在中俄贸易中,建议与俄国议定税则;二是魏光焘在护理新疆巡抚期间力争帕米尔界务,面对俄国越卡侵犯中国主权,意在进一步觊觎中国领土,魏光焘毫不妥协,据理力争、寸土必争,体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之情,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魏光焘在担任云贵总督兼署理云南巡抚期间,英、法殖民者觊觎我国西南边疆的路矿权益和领土,魏光焘与之反复交涉坚定维护了国家利益:一是在办理昆明教案善后过程中,在中法谈判时采取中立态度、不偏不倚,使中方在谈判中得以尽可能地减少赔款损失。二是与英国进行滇缅界务交涉中,魏光焘对于对于尖高山以北的中缅边界的未定界此段边界问题极为关注,并对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四年,对于英兵犯境和界址问题向总理衙门做了汇报,使得此段边界“嗣后务须彼此各守现管之边界,以免争端”,维护了国家的领土主权。三是对于滇越铁路权利问题魏光焘极为重视,两次致电外务部请求由云南和法国议定路章再由清廷与法国商议通章,并对修建铁路的具体办法提出了七条建议,起草了修建铁路草章并派人呈送法国驻云南领事与之商量修路和行车之事,极力维护了在修筑滇越铁路中国家的自保地主权力。四是魏光焘对于中外合办矿务采取了尽力合作的态度,以处理好云南的中外关系作为办好矿务的前提;同时,魏光焘为了避免因合办矿务而引起云南民众的疑惧,故在交涉中和法国总领事弥乐石推诚布公、和衷商榷、往复斟酌,尽可能在矿务章程中将一些细节问题谈明,并载入章程之内。此次交涉过程总计历时七个多月,双方辩论达十几次,最后定章程25款,这些条款要旨在于“均中外之利便,明地主之谊分。魏光焘此次和英法公司合办矿务交涉,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了维护了国家在云贵地区的矿产权利。
  在担任两江总督期间,魏光焘在经济、军事上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新政措施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特别是其在任内应对日俄战争、处理南洋商务纠纷上坚定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利益:一是应对日俄战争,魏光焘在奏折中指出朝廷“降中立之诏,守局外之例,权宜应变”是行不通的,接着在奏折中密陈筹议日俄战争对策、分析日俄战争形势、密筹收回东三省及日俄停战后拟办善后事宜等问题。同时,魏光焘从外交角度力请朝廷利用国际关系采取均势政策,以避免此次战争给中国带来巨大危害。日俄战争爆发后,魏光焘接到奉谕旨后,除了整顿以前的防务设施外,还进一步加固两江地区的军队建设。二是在处理南洋商务纠纷中,针对外国商人勾结华商,妄图内地设厂或借其资本、意图亏侵管业者,魏光焘强调:“之后如有洋商希图内地设厂,自应按照约章规定作为依据,若华商公司附搭洋股,应该执定律条与之协商,而洋商也不至援照律文规定作为其在内地设厂的狡辩”;对英商麦边分行在绍兴等地背约开设违章运货、领事索偿亏耗一案,魏光焘认为英商的这一举措严重违背了相关通商条约,令江海关迅速予以查清回复并予以严格处理,以防范英商的违约之举。
  魏光焘在任闽浙总督期间,一方面大力举办新政,积极推动福建近代化的进程。同时,其任内出现的福建官脑局案、日本在福建传教问题以及矿务开发中的交涉事宜,魏光焘坚持以相关条约为依据和西方列强据理力争,试图维护中国利权,防范列强进一步实施对中国的侵略。
  综上,面对列强虎视眈眈觊觎中国利权的危急形势,魏光焘通过外交手段在不违背条约的前提下,极力维护中国利权,坚持与列强进行抗争,特别是其“以商制敌”的策略和“严守条约体系”与之抗争的外交观和外交思想与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晚清以李鸿章为首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大相径庭,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起到保护这个权益的作用,但毕竟在某些方面也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作用,在晚清大变局之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魏光焘的这种外交努力和抗争也是值得加以肯定地,可以说他也是一位维护国家主权、有强烈的国家民族观念的英雄。
 
三、一位注重培养人才、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长者

  魏光焘是晚清掌握实权的大臣之一,他先后在甘肃、新疆、陕西、云贵、两江、闽浙等地任要职,每任一方都十分关心当地教育事业:创建新式学堂、派留学生赴日本留学、推广舆地教育,可以说是一位注重培养人才、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长者。为此,赵维玺教授在《魏光焘评传》一书详细介绍了魏光焘每到一处任职如何关心当地教育事业,现笔者进行梳理解读,以飨读者:
  在平庆泾固道任内,魏光焘致力于地方文化事业:魏光焘一面办理战后安抚事宜,并指示其遵循庆阳旧有章程对该地的文庙予以重修并于同治十年四月落成,为当地儒学文化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起到了重要作用;修建了泾州考棚以供科举考试之用,为该地区士人进行科举应试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为泾州地区文化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新疆布政使、护理新疆巡抚期间,为了改变新疆文化教育落后的局面,魏光焘对于战后新疆文化教育的发展极为关注,在乌鲁木齐建立“博达书院”作为新疆全省士人学习之所;为了给广大士人提供良好的学习条件,魏光焘派人从内地购买了经、史、子、集等书,以便士人学习。为了进一步发挥书院的教化作用,魏光焘还将新疆南路所设义学中的一些优秀的维吾尔族学生调入博达书院,让其接受汉文化的学习和熏陶,以期起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对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的教化作用。
  在陕西巡抚、陕甘总督任内,魏光焘顺应全国政界、学界皆视培养人才为救国、兴国之要务,并将教育的目的致力于经学的传统教育开始向新式教育转变的时代潮流,举办新式教育:一是魏光焘就任陕西巡抚后创建崇实书院,该书院除在教学中加强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授外,还特别重视实践活动,提倡学以致用、学用结合、以工养学、以学促工,认识到了培养新式人才的重要性,其创办的主要目的在于“救时”,以期重造士人、改变士风,为陕西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对于发展陕西新式教育和开启社会风气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是陕西近代新式教育的萌芽和发端;二是为了顺应历史潮流,魏光焘多次饬令陕西各府厅州县组建陕西游艺学塾,增设算学、格致等课程,让学生普遍接受新式教育,并以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为先务,开启了陕西士人新的求知欲;三是创建了陕西武备学堂,作为陕西第一所近代军事学校,陕西武备学堂在培养具有近代军事知识与技能的初级军官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为陕西的维新事业增添了一项新的的内容。同时,陕西武备学堂培养的一批新式人才,后来大多接受了新思想,成为陕西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四是魏光焘按照京师大学堂的办学原则和规章制度,在西安筹建了一所陕西中学堂,是西北地区创办的新式学堂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教学设施最完备、师资力量最强的学校。作为陕西维新变法的一项成果,它在陕西近代新式教育史上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不仅为关中地区培养了许多新式专门人才,而且对改变陕西闭塞的社会风气、破除迷信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陕西中学堂的兴办也积极地配合了全国的维新运动,成为全国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西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为陕西地区能够持久保持教育优势创造了条件。此外,陕西中学堂的建立也为清末新政时期陕西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云贵总督任内,魏光焘一是派遣留学生:随着清末政府推行“新学”和选派留学生、留洋考察政治的出台,魏光焘对于派遣留学生出国一事深表赞同,他从春秋时期崇尚游学的历史,以及俄国和日本通过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而渐榛富强的史实,阐明了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性。于是,他和云南布政使经过商议后,决定先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并制定了相关章程。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开始到宣统三年(1911),云南出现了第一次留学高潮,主要留学国家是日本。这一段时间,云南当局先后向日本派遣留学生9次、共计留日学生215人。此外,还有不少自费留日学生,这批人到日本大都是思想进步、学业优良的青年,他们为救国救民、追求真理而奔赴省外国外,不仅学得报国之技而且更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熏陶,积极投身于革命。二是创办新式学堂: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将兴办学堂作为振兴教育、培养新式人才的重要途径。为此,魏光焘在云南省城设立云南高等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特别是其创办的云南高等学堂开启了云南近代高等教育的先河,从此结束了云南书院300余年的历史,同时也迎来了云南近代新式高等教学学堂的草创时期,为推动云南地区的教育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两江总督任内,魏光焘积极推进两江教育的近代化。一是筹建三江师范学堂:晚清时期,由于民族危机的日渐加重改良维新思潮汹涌澎湃,而变科举、兴学校,引入西方教育模式、创建近代中国高校,三江师范学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始者是清末新政时期先后担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张之洞和魏光焘。魏光焘在担任两江总督一年半的时间内,正是三江师范学堂建校和开办的关键时期,他对于学堂的创建方略和原则基本沿袭了刘坤一、张之洞的办学方针,并未进行较大变更。对于建校及开学前繁杂的筹备工作魏光焘积极组织实施,有条不紊而且卓有成效。三江师范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建立的高等师范学堂之一,对于推动两江地区的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改设江南实业学堂:在清末设立的各类实业学堂中一般真正包含农、工、商、矿各科的高等实业学堂并不多,较为常见的是农、工、商、矿单独设立,或二科、三科并设而侧重于某一科,在清末江苏实业教育发展中,大致形成了偏重农业学堂和商业学堂的结构。魏光焘对实业教育也极为重视,于是魏光焘决定在两江地区大力兴办实业学堂,在朝廷的大力推动下,魏光焘决定将格致书院改为江南实业学堂,分设农、工、商、矿四科,招收学生120名,分科进行学习;同时,在原有学生专门练习农、工、商三科的基础上决定在实业学堂中增设矿学一科。此外,江南实业学堂商科的兴办,对于开启商智、促进江苏地区商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清末新政时期各省教育风气的逐渐开启,官费和自费出国留学者逐渐增多。魏光焘到任闽浙总督后,将福建全省学务进行了详细调查,发现各地所有学堂并未实力举行,经过详细考察后分析了办理学堂的难度主要有三个方面:经费困难、缺乏教员、没有课本。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魏光焘严饬各地务必将学堂认真举办,经费设法妥筹。学堂教员作为办学的一个重要环节,魏光焘决定督同学务处司道从省城师范、高等两所学堂的毕业学生中进行挑选,经过考试后选择年龄在30岁以内具有初步中学根基、略通东西国文者40人派赴日本学习师范,以30名学习速成科、10名学习完全科,留日学生的川资和学费都由政府出资;此外,魏光焘还极为重视学堂教材的使用,他认为学堂刻本必须划一方能有所适从,于是他请求朝廷饬令学务大臣编订教材颁发各地、以资使用;同时,他建议将中国经书小学和日本所著伦理书互相参酌,择要编辑,定为中国伦理教科书,分为浅、深二种,作为蒙小学堂课本,以便起到正人心、端士习得作用,进而为国家和社会稳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魏光焘在维系社会稳定方面,不是单靠武力和行政强制力,同时还深信教育教化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无愧于是位注重培养人才、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长者。
  同时,我衷心感谢赵惟玺教授为我们提供了这么部建立在确凿史实基础上、公允评述魏光焘历史功绩的学术专著,我们相信这部专著能为晚清边疆治理史研究及政治外交史、思想文化史研究提供许多有用的材料与观点;也热切的期待老师在研究魏光焘上不断有新成果、新著作!

(编辑 曾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