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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刮松油的那些辛酸往事

来源: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撰稿:刘佑甲 刘期贵时间:2015-10-14点击：次

 
　　1962年11月份，我在湖南株洲航空工业学校毕业，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结束，隆回县的社队公共食堂早已成为无米之炊，老百姓大多过着粮食低指标，以瓜菜代粮的“苦日子”，那时，国家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我们学校也不例外，都没分配工作，学生全部下放回家。我到家时，公共食堂早已解散，家里生活十分清苦，转眼到了1963年农历2月份，航校同学廖云干来见我在家没事干，于是他爽快地答应让我跟他去黔阳刮松油，之前他的老兄在那里签订了合同，已干了一年。廖云干就把地址留给了我，要我择日起程。
　　听说我要去黔阳刮松油，本队的刘八生、刘庚灼也缠着要和我一起去。农历2月下旬，我们三个步行到隆回，再从隆回坐车至怀化的中丰车站下车。这里离黔阳的江西坪乡还有百多里，因邮寄的被子未到，我们留下一人等行李，另外两个马不停蹄地走了一天多，才疲惫不堪地来到了目的地——黔阳县江西坪乡翁婆山大队。
　　我们找到大队书记冯友先，说明来意，他非常热情，直接把我们安排在他家食宿，晚上，我几个睡在他家楼上，此地属高寒山区，没有被子，冻得我牙齿打战，浑身啰嗦，之前我看到栏杆上晾着一床破棉絮，我毫不犹豫地抱了来。这时，书记的母亲上楼了，发现被子不在栏杆上，竟破口大骂，我只好乖乖地把被子送回原处。我第一次出远门，竟碰到这样的境况，我忍不住流下了心酸的泪水。好在第二天，我们的被子到了。
　　我到的第二天，同学廖云干来了，他说他那里的人满了，我们只好跟冯书记签订合同，记得是每刮一棵树，给他们上交一角钱。冯书记又给我们联系了收购松油的松籽站。当时，甲等松油每百斤18元，乙等16元，一百斤松油奖2斤大米（但要自己掏钱买）、2尺布票。
　　翁婆山大队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翁婆山峰峦起伏、云海茫茫，素有“两山能对话，相行要半日”之说。我们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扫山”，把进出的路线扫开，这里根本没有路，到处灌木、荆棘丛生，尽管划破了脚手，撕烂了衣服，大家却全然不顾，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挣钱养家糊口。
　　进出路线扫好后，接着就把树开“槽子”，即把那些枞树、三尺以上的地方刨下一大块皮下来，然后放开一个口子。一棵几个人抱不住的大树就要放三到四个口子。最后是“挂筒”，就是把竹子一节一节地锯断成筒，顺着树槽子，打一个竹蔑钉挂着，松油就顺着槽子一点一滴地流入竹筒，我们隔天去取松油。刚开始两天，我很不适应，拿着尺多长的弯刀笨脚笨手，刘八生、刘庚学他们两个是熟手，曾经刮过几次松油，他们麻利的动作让我羡慕不已。虽然他们不说，可我心里也不好意思，有空我就向他俩虚心地请教，自己又早出晚归苦苦练习，不上数日，我也得心应手了，比他俩个干得更好更快了。
　　这个地方虽景色优美，空气新鲜，但是马窝峰、毒蛇，以及老虎等猛兽经常出没，不时险象环生。一次，我正在一棵四五个人都抱不拢的大树下放口子，忽然，大树边“哇哇”两声吼叫，吓得我毛骨悚然，第一反应是碰到老虎了，我大气不敢出一声。这时大黄斑虎大吼一声，一下跳跃到了坎下的路上，路下是一大片管竹山（小竹子），只见它两个下就飞腾到了山下小溪边。晚上出门必须带着手电筒，路上到处经常有毒蛇、大莽蛇出没。
　　有一天下午，刘八生、刘庚灼俩人找到我，说一担松油被山脚边的一个生产队长没收了。原来刘八生和刘庚灼刮了会同县一个生产队的枞树。我说你们辛辛苦苦刮的松油一定要想办法要回来，他们俩人谁也不敢去，我说等我去。我急忙跑到山那边，找到那个队长，据理力争，首先我检讨了我们没有弄清界址，其次我们出门人挣钱不容易，一担松油要流下多少汗水，请高抬贵手，我心平气和地说服了那个生产队长，最后把油退给了我。
　　我挑着一担松油，当离家还有里多路时，天色逐渐暗了下来，那天又没带手电，我看着路的白色影子行走，来到了一座拱桥边，看到一根竹子形状的东西横在桥边，我以为是谁放了根竹子在此，我刚跨过黑影子，忽然，那个大黑影子“哗啦哗啦”地溜到小河里，原来遇到了一条大莽蛇。我胆战心惊挑着担子赶回家，连续几个晚上都噩梦惊心。
　　“出门才知人辛苦，会到和尚喊姐夫”。这是我们当地的一句俗语，就是出门要吃得亏起，受得气起，一般的情况下，都要忍气吞身。刚到冯书记家里，他安排我们几个到他家住宿，我捡了两块石头放在他堂屋一角垒起一个简陋的灶，又煮饭又炒菜，煮饭的锅子是冯书记家空出的装潲水的旧锅子，我们又买了只新锅子炒菜。我们吃了饭一出门，那两个架锅子的石头就被冯书记母亲扔到了禾坪里，晚上收工我又捡回来，照样做饭，那个老母亲对我们不搭不理，脸色难看极了。
　　不久，一次意外事件，完全改变了我们的处境，冯书记的小弟弟放牛时，去追赶挣脱缰绳的牛，刀袋里的刀甩出放断后脚跟，当时血流如注，痛得呼爹唤娘，被我发现后背回了家，那老母亲急得六神无主，和冯书记苦苦哀求我想办法，我虽然以前晓得寻刀伤药，但伤势这样重，又加之这老母亲以前这般模样，恐怕治不好就下不得台，我只好说：“我不会治，这个伤不轻，也不敢治。”
　　这时，伤者面色铁青，血还在流。我顾不得那么多了，急忙要冯书记嚼一口旱烟封血，真怪，血马上封住了，接着，清洗伤口后，我又在刀口内安上灯草，把蚂蝗烧成灰敷在伤口上，上面再敷上刀伤草药，只寻了五口药伤口就愈合了，也不痛了。冯书记家欢天喜地，感激不已。冯书记的母亲捉来雄鸡叫我“掐煞”收水，我不会“叫菩萨”，只好乱唱一阵，把雄鸡杀了，打了个“牙祭”。从此，冯书记母亲对我们判若两人，经常笑脸盈盈，有好吃的都送我一份，逢年过节、做喜事都喊我们去吃饭，热情周到。
　　农历12月中旬，我们与大队和松籽站结算，一年的辛苦劳动，我们三人各分得现金475元，当时的社会工资是6角一天，所以我的收入非常可观。5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已从水利部门退休，但当年的酸甜苦辣还是铭记在心。
　　（口述刘佑甲 整理刘期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