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父亲的足迹
来源: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撰稿:伍志芳 铁汉时间:2017-07-08点击：次
1933年春天，农历三月初八的那个早晨，天刚蒙蒙亮，一声婴儿的哭声打破了砖塘铺边远小山村的宁静，我来到了这个世界，爷爷为我取名伍志芳。
记忆中，我的童年一直只在母亲身边，而且总是在花桥外婆家住，没有见到过父亲。懂事以后，听母亲断断续续地说，才慢慢知道一些事情……原来，我外公别号朱家二老爷，是花桥过去严栏冲一大户人家，生有二男三女五个儿女：大舅朱觉悟，母亲朱文英排行老二，小舅朱惕悟排行老三，四姨我记不起名字，嫁在谭府，满姨朱元秀。上世纪二十年代，砖塘一伍姓人家伍桂辛，他是我外公家的一个佃户，他家生有二男二女，大儿子伍建中一表人才，算得上少年英俊，经双方大人做主，将我母亲许配给他，订了娃娃亲，还将砖塘铺十二担谷的田作为嫁妆给了伍家，同时还由朱家出钱供他和大舅一起上小学、中学。1928年他俩同时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一切开支也由朱家承担。军校毕业后，两个分别在陆军供职。当时，地方上称朱家真是光宗耀祖，儿子当师长，女婿当团长。但是好景不长，父亲并不满意包办的婚姻，所以1932年，家父与母亲完婚后就一走了之，再也没有回到母亲身边。第二年我的出生爷爷很高兴，我是伍家的第一个孙儿，特意写了一封信到部队去报喜，父亲接信后不知什么想法，既没有撕掉，也没有回信，就放在衣服口袋里。那时学生组织的志愿服务团进部队，正好一女大学生顾月娥与家父相好，为他洗衣时就发现了那封信，即大吵大闹，当再三解释不清时，他也火冒三丈，拨出手枪拍在桌上，枪即走火。当场将顾月娥打死，随即被关押。经军中黄埔同学多方努力，二个多月后取保释放，部队除名处理。即回到邵阳城里，在石板弄子做起了见纸生意。由于他不善经营，生意做了一年多，越做越亏，便关了门。后经同学介绍投入装驾团任职……1938年初，部队来到邵阳南岳庙（原邵阳县中，今市二中）驻防，县中体育老师的婆娘是爱莲师范的老师，就将爱莲32届13班学生张子英介绍给他。那时，张家老爷张志传已去世多年，张家由大娘岳氏做主，也没有调查，就同意了这门亲事，并选定了日子，发了请贴。张子英的姐姐张兰英也从她姐夫部队赶回来了（姐夫粟登瀛邵阳县人，北大毕业又进黄埔，后进西典军校进修，任国民党通讯二团团长）。谁知，就在结婚的前一天，有人无意中走漏风声，伍某在家已有妻室，并生有一个女儿，子英拼死拼活不肯，但那时的社会与家境，使得这种反抗太无力了，终究没有办法，只好委曲求全地成了亲。
砖塘老家得知父亲另成家庭，知道事情已无法挽回，爷爷就将我接回伍家，改名叫伍归林。不久，百般无奈的母亲只好改嫁到严塘何东成家。他有一个儿子叫何进银，小我4岁，母亲把我带过去后，原打算把我嫁给他，我不同意……何进银后来就另娶了他人，那是后事。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记忆中的父亲在哪里是非常迷惑的，与父亲的短暂会面，也仅仅二次而已。第一次是1948年的冬天，那时父亲所在的廖耀湘的部队新六军在辽沈战役中被打垮了，廖与许多军官被俘了，其中也有父亲。经整训学习后，头脑死板的家父竟然选择被遣返回家。同时叔叔伍贤清不久前已结婚成家，爷爷便决定喊两个儿子回来分家，当年我正好十五岁。在那个寒冷的雪天，爷爷托人把我从严塘接过来，晚上了，爷爷把我带到父亲面前，父亲没说什么，给了我两块银元打发了……第二次是1949年中秋后，飞机来邵阳轰炸，为躲飞机，父亲与张妈全家老小到雷行山谢文庄那里暂住，谢是父亲在黄埔的好同学。母亲得知消息，要别人带我去见面，到谢家庄园堂屋，父亲从里面出来，见我便说：“现在真是大姑娘了！……”
仅仅过了三天，大祸降临雷行山，王天佑的土匪部队两百来人，趁天未亮来攻打谢家大院，大扫机枪，又开60炮，谢家只有十几个人的自卫队，哪里敌得住。最后，土匪冲到谢的床前，对准就是一枪，谢当场丧命。父亲一家的衣服、被子均被抢个精光，幸好张妈把一点金器和钱用油纸包了，丢在尿坑里，才躲过一劫。一家只得匆匆逃回邵阳。
1950年，我结婚了，嫁给岩门家李胜球。老李家几代单传，所以，我的儿女没什么太多的亲戚往来。为了养家糊口，我学会了缝纫手艺，在做乡功夫（上门制衣）的生涯中，我在老家结识了满叔伍茂兴，他是爷爷讨的满奶奶生的小崽，从他那里得知父亲和爷爷土改时相继掉命的具体情况，我悲痛万分……光阴似箭，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在李家也生育了四女一男。自从2008年丈夫去世以后，世上已无什么亲人，我多么希望与自己的亲人骨肉团聚，然而，经历莫大委屈的张妈妈，一直转不过弯来，所以，愿望难以实现。直到2012年，张妈妈去世后，才有机会与二弟和小妹取得联系，我的子女非常高兴，说：“我们现在也有舅舅、姨子喊了。”我也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关于父亲的情况：抗日战争期间，父亲是廖耀湘赴缅甸远征军驻芷江后勤部的一名军需官，那时，张妈与父亲结婚后，于1939年初与1940年秋生下大弟伯通与二弟仲达。1944年初，日本鬼子打到湖南，张妈带着2个儿子和出生不久的大女儿康玲逃难到砖塘，后又从砖塘出发，经杨家滩到蓝田、新化，再从新化经溆浦到芷江父亲那里，历时五个多月，1944年秋才到芷江。
二弟回忆说过，母亲在生时曾多次跟人谈起那段艰难的流亡史，说：“我那时才20多岁，兵荒马乱的还要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只好穿脏一点，把脸、头发也搞脏乱一些，把现金换成金戒指，拉直了放进钻了孔的竹棍子里，用纸和泥巴封好，白天竹棍子就做拐杖，晚上就枕在头下睡觉，提心吊胆，一路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才到芷江。”二弟还说：我已四岁了，还清楚记得在蓝田住过一段，后来在新化住得最长，那是父亲在新化的黄埔同学陈大中家，起码有一个月以上。
据史料记载，当年正是廖耀湘的远征军在孟拱河谷索道卡大败号称“常胜军”的日本十八师团，8月5日攻克密支那后，由新二十二师，第十四师，第五十师编成新六军。廖任军长，父亲的好友刘建章任新二十二师副师长兼参谋长（后升新六军副军长）。这次缅北反攻战的重大胜利，正如史迪威将军的评价：“这是远征军的光荣，是全体盟军的光荣，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为此，前方和后方将士均受到了特别的嘉奖，父亲也在其中。1945年3月，雪峰山战役打响，日军欲夺取芷江机场，截断盟军的运输线，新六军紧急空运回国，做为总预备队，镇守芷江待命。所以，随军家属将全部转移，张妈即又带着三个孩子，随一辆旧军吉普，经湘西过秀山去四川潜江，那里是张妈姐夫粟登瀛国民党第二通讯团的驻地。五个月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廖耀湘参加芷江受降仪式后，由于新六军的威慑力，国民党统帅部命其带去武装力量与工作人员飞往南京，担任南京受降的全部警卫工作，父亲做为工作官员也跟去了。南京受降以后，父亲做为新六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暂时可以安顿下来了，便在南京租好了房子，准备接家属过来，那房子正好在看押日本中、下级战俘的收容所隔壁。二弟说我们住在那里，鬼子们打篮、排球，球飞过来了，我们小孩要他鞠躬、敬礼，才还球给他，他也只好照办。这真是侵略者的报应。张妈接到父亲的信后，正好是1945年11月，第二通讯团移防到武汉，张妈便带着三个小孩子随行到武汉，年末又乘船去南京，已是冬天了，北风呼呼，冷寒刺骨，二弟说我们在浦口上岸时被风吹得站都站不稳。1946年的春节，父亲、张妈一家终于过了一个愉快的新年，并合影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这张照片一直在五十年后，才从美国元姨子那里找到寄过来，也是唯一一张留下的父亲影像。
二弟说：与父亲总是聚少离多，即使在南京生活的一年，也很少与父亲在一起，就是到别人家做客，也只是妈妈带我们去。长大以后，才知道那时东北战场1946年初就很紧张了，所以他忙得很少回家。1946年底，父亲接到命令要返归东北新六军，即决定妈妈带我们回邵阳。回邵后住田家湾外婆家，那时，大婆婆还在。1947年初，二妹健玲出生不久，有一天母亲突发伤寒病，大吐血，吐的血用脸盆接，送到普爱医院抢救，住了半个月才保住一条命。那时父亲没寄钱来，只好向大婆婆借了两担谷，换成现金去交医药费。听了二弟的话，我想：“父亲是一个新六军的军需官，既没买丘田，又没买间屋，家室小孩还要住在娘家，妻子病了还要借钱治病，这样的官真是太清廉了，旧社会也不多啊。”
长久以来，我都有爱看书的习惯，也想在书中找到有关父亲的信息，因为对父亲了解得太少了。2017年初，二弟找到的一篇关于廖耀湘生平的略传，为我解开了这个谜，沿新六军抗战的历史足迹，我也看到了自己父亲的足迹，从家乡到黄埔，从黄埔到抗日前钱，从芷江受降到南京受降，父亲没发国难财，没有拍马屁去升官……一个堂堂正正的父亲形象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安息吧！父亲，你的子孙后代将为你感受到一份深深的抗日将领的悲壮与豪情，成为永恒的记忆。
2017年6月
口述：伍志芳 执笔：铁 汉
记忆中，我的童年一直只在母亲身边，而且总是在花桥外婆家住，没有见到过父亲。懂事以后，听母亲断断续续地说，才慢慢知道一些事情……原来，我外公别号朱家二老爷，是花桥过去严栏冲一大户人家，生有二男三女五个儿女：大舅朱觉悟，母亲朱文英排行老二，小舅朱惕悟排行老三，四姨我记不起名字，嫁在谭府，满姨朱元秀。上世纪二十年代，砖塘一伍姓人家伍桂辛，他是我外公家的一个佃户，他家生有二男二女，大儿子伍建中一表人才，算得上少年英俊，经双方大人做主，将我母亲许配给他，订了娃娃亲，还将砖塘铺十二担谷的田作为嫁妆给了伍家，同时还由朱家出钱供他和大舅一起上小学、中学。1928年他俩同时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一切开支也由朱家承担。军校毕业后，两个分别在陆军供职。当时，地方上称朱家真是光宗耀祖，儿子当师长，女婿当团长。但是好景不长，父亲并不满意包办的婚姻，所以1932年，家父与母亲完婚后就一走了之，再也没有回到母亲身边。第二年我的出生爷爷很高兴，我是伍家的第一个孙儿，特意写了一封信到部队去报喜，父亲接信后不知什么想法，既没有撕掉，也没有回信，就放在衣服口袋里。那时学生组织的志愿服务团进部队，正好一女大学生顾月娥与家父相好，为他洗衣时就发现了那封信，即大吵大闹，当再三解释不清时，他也火冒三丈，拨出手枪拍在桌上，枪即走火。当场将顾月娥打死，随即被关押。经军中黄埔同学多方努力，二个多月后取保释放，部队除名处理。即回到邵阳城里，在石板弄子做起了见纸生意。由于他不善经营，生意做了一年多，越做越亏，便关了门。后经同学介绍投入装驾团任职……1938年初，部队来到邵阳南岳庙（原邵阳县中，今市二中）驻防，县中体育老师的婆娘是爱莲师范的老师，就将爱莲32届13班学生张子英介绍给他。那时，张家老爷张志传已去世多年，张家由大娘岳氏做主，也没有调查，就同意了这门亲事，并选定了日子，发了请贴。张子英的姐姐张兰英也从她姐夫部队赶回来了（姐夫粟登瀛邵阳县人，北大毕业又进黄埔，后进西典军校进修，任国民党通讯二团团长）。谁知，就在结婚的前一天，有人无意中走漏风声，伍某在家已有妻室，并生有一个女儿，子英拼死拼活不肯，但那时的社会与家境，使得这种反抗太无力了，终究没有办法，只好委曲求全地成了亲。
砖塘老家得知父亲另成家庭，知道事情已无法挽回，爷爷就将我接回伍家，改名叫伍归林。不久，百般无奈的母亲只好改嫁到严塘何东成家。他有一个儿子叫何进银，小我4岁，母亲把我带过去后，原打算把我嫁给他，我不同意……何进银后来就另娶了他人，那是后事。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记忆中的父亲在哪里是非常迷惑的，与父亲的短暂会面，也仅仅二次而已。第一次是1948年的冬天，那时父亲所在的廖耀湘的部队新六军在辽沈战役中被打垮了，廖与许多军官被俘了，其中也有父亲。经整训学习后，头脑死板的家父竟然选择被遣返回家。同时叔叔伍贤清不久前已结婚成家，爷爷便决定喊两个儿子回来分家，当年我正好十五岁。在那个寒冷的雪天，爷爷托人把我从严塘接过来，晚上了，爷爷把我带到父亲面前，父亲没说什么，给了我两块银元打发了……第二次是1949年中秋后，飞机来邵阳轰炸，为躲飞机，父亲与张妈全家老小到雷行山谢文庄那里暂住，谢是父亲在黄埔的好同学。母亲得知消息，要别人带我去见面，到谢家庄园堂屋，父亲从里面出来，见我便说：“现在真是大姑娘了！……”
仅仅过了三天，大祸降临雷行山，王天佑的土匪部队两百来人，趁天未亮来攻打谢家大院，大扫机枪，又开60炮，谢家只有十几个人的自卫队，哪里敌得住。最后，土匪冲到谢的床前，对准就是一枪，谢当场丧命。父亲一家的衣服、被子均被抢个精光，幸好张妈把一点金器和钱用油纸包了，丢在尿坑里，才躲过一劫。一家只得匆匆逃回邵阳。
1950年，我结婚了，嫁给岩门家李胜球。老李家几代单传，所以，我的儿女没什么太多的亲戚往来。为了养家糊口，我学会了缝纫手艺，在做乡功夫（上门制衣）的生涯中，我在老家结识了满叔伍茂兴，他是爷爷讨的满奶奶生的小崽，从他那里得知父亲和爷爷土改时相继掉命的具体情况，我悲痛万分……光阴似箭，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在李家也生育了四女一男。自从2008年丈夫去世以后，世上已无什么亲人，我多么希望与自己的亲人骨肉团聚，然而，经历莫大委屈的张妈妈，一直转不过弯来，所以，愿望难以实现。直到2012年，张妈妈去世后，才有机会与二弟和小妹取得联系，我的子女非常高兴，说：“我们现在也有舅舅、姨子喊了。”我也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关于父亲的情况：抗日战争期间，父亲是廖耀湘赴缅甸远征军驻芷江后勤部的一名军需官，那时，张妈与父亲结婚后，于1939年初与1940年秋生下大弟伯通与二弟仲达。1944年初，日本鬼子打到湖南，张妈带着2个儿子和出生不久的大女儿康玲逃难到砖塘，后又从砖塘出发，经杨家滩到蓝田、新化，再从新化经溆浦到芷江父亲那里，历时五个多月，1944年秋才到芷江。
二弟回忆说过，母亲在生时曾多次跟人谈起那段艰难的流亡史，说：“我那时才20多岁，兵荒马乱的还要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只好穿脏一点，把脸、头发也搞脏乱一些，把现金换成金戒指，拉直了放进钻了孔的竹棍子里，用纸和泥巴封好，白天竹棍子就做拐杖，晚上就枕在头下睡觉，提心吊胆，一路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才到芷江。”二弟还说：我已四岁了，还清楚记得在蓝田住过一段，后来在新化住得最长，那是父亲在新化的黄埔同学陈大中家，起码有一个月以上。
据史料记载，当年正是廖耀湘的远征军在孟拱河谷索道卡大败号称“常胜军”的日本十八师团，8月5日攻克密支那后，由新二十二师，第十四师，第五十师编成新六军。廖任军长，父亲的好友刘建章任新二十二师副师长兼参谋长（后升新六军副军长）。这次缅北反攻战的重大胜利，正如史迪威将军的评价：“这是远征军的光荣，是全体盟军的光荣，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为此，前方和后方将士均受到了特别的嘉奖，父亲也在其中。1945年3月，雪峰山战役打响，日军欲夺取芷江机场，截断盟军的运输线，新六军紧急空运回国，做为总预备队，镇守芷江待命。所以，随军家属将全部转移，张妈即又带着三个孩子，随一辆旧军吉普，经湘西过秀山去四川潜江，那里是张妈姐夫粟登瀛国民党第二通讯团的驻地。五个月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廖耀湘参加芷江受降仪式后，由于新六军的威慑力，国民党统帅部命其带去武装力量与工作人员飞往南京，担任南京受降的全部警卫工作，父亲做为工作官员也跟去了。南京受降以后，父亲做为新六军驻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暂时可以安顿下来了，便在南京租好了房子，准备接家属过来，那房子正好在看押日本中、下级战俘的收容所隔壁。二弟说我们住在那里，鬼子们打篮、排球，球飞过来了，我们小孩要他鞠躬、敬礼，才还球给他，他也只好照办。这真是侵略者的报应。张妈接到父亲的信后，正好是1945年11月，第二通讯团移防到武汉，张妈便带着三个小孩子随行到武汉，年末又乘船去南京，已是冬天了，北风呼呼，冷寒刺骨，二弟说我们在浦口上岸时被风吹得站都站不稳。1946年的春节，父亲、张妈一家终于过了一个愉快的新年，并合影留下一张珍贵的照片。这张照片一直在五十年后，才从美国元姨子那里找到寄过来，也是唯一一张留下的父亲影像。
二弟说：与父亲总是聚少离多，即使在南京生活的一年，也很少与父亲在一起，就是到别人家做客，也只是妈妈带我们去。长大以后，才知道那时东北战场1946年初就很紧张了，所以他忙得很少回家。1946年底，父亲接到命令要返归东北新六军，即决定妈妈带我们回邵阳。回邵后住田家湾外婆家，那时，大婆婆还在。1947年初，二妹健玲出生不久，有一天母亲突发伤寒病，大吐血，吐的血用脸盆接，送到普爱医院抢救，住了半个月才保住一条命。那时父亲没寄钱来，只好向大婆婆借了两担谷，换成现金去交医药费。听了二弟的话，我想：“父亲是一个新六军的军需官，既没买丘田，又没买间屋，家室小孩还要住在娘家，妻子病了还要借钱治病，这样的官真是太清廉了，旧社会也不多啊。”
长久以来，我都有爱看书的习惯，也想在书中找到有关父亲的信息，因为对父亲了解得太少了。2017年初，二弟找到的一篇关于廖耀湘生平的略传，为我解开了这个谜，沿新六军抗战的历史足迹，我也看到了自己父亲的足迹，从家乡到黄埔，从黄埔到抗日前钱，从芷江受降到南京受降，父亲没发国难财，没有拍马屁去升官……一个堂堂正正的父亲形象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安息吧！父亲，你的子孙后代将为你感受到一份深深的抗日将领的悲壮与豪情，成为永恒的记忆。
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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