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父的坟墓向北方
来源:隆回民间文艺公众号撰稿:周玉清时间:2017-07-14点击：次
1992年12月18日下午，我在北京雅宝路的空军招待所大礼堂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刚把有关文秘方面的一应事宜处理完，便接到大会秘书处转来的电话通知，让我马上回单位。匆匆回到我当时的单位中央办公厅，一份老家来的电报摆在我面前：“父去世，速回”。突如其来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把我惊呆了，一时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父亲除了眼疾，身体一直很健康。当时他已年满八十，仍舍不得丢下自家的责任田。之前，我每次劝他离田上岸颐养天年时，他总是说，我还能动，田还得作，你现在工资低，孩子又小，我和你娘不要给你增添负担。他满八十后，我的劝说有了些效果，他终于答应把责任田另租他人，争取春节后到北京来看看过去皇帝住的地方。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没了就没了呢？
当时，坐飞机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我从北京坐火车、转汽车、再步行，日夜兼程赶到老家时，已是父亲辞世三天后的凌晨。父亲的灵柩摆在堂屋中央，清冷的夜空里传来守灵的家里人和众多亲友乡邻们不约而同的啕哭。拖着注满沉铅一样的步子进门，我丢下行李，在父亲的灵柩前拜了三拜，想到操劳一生的父亲已经与我们天各一方，我猛地伏在父亲的遗体上嚎啕大哭：“儿子不孝，回来迟了！……”
父亲的辞世是一个意外。那天，父亲随着村里赶集的大队人马去15里外的石江镇看我姐姐。他本可在姐姐家住下的，下午四点左右，父亲执意随村里大队伍回家。赶了两个小时的山路，父亲在天色黑时分走到了离家只有300米左右的地方时，他不顾自己的眼疾，绕道去看自留地里种的蔬菜。当时，村里同行的人也没在意，而母亲却以为父亲住在姐姐家里不回来了。父亲辞世的具体细节已无从考证。据后分析，他是从菜地旁很窄的田埂上栽下去的，在野外寒冷的冬夜里冻饿13个小时而无人知晓，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被人发现。父亲一辈子没有走出过村里的山梁，最后倒在自己眷恋的土地上。
在我还没有赶回老家之前，村里已经为父亲选好了墓地。墓地选在村后坐南朝北的山腰。山很高，墓地的位置也很高。父亲在村里很有威望，参加送葬的人数也很多，打着幡旗、穿着白衣、头上扎着白布的送葬队伍，从田间到山下再到山腰，逶迤连绵，一眼望不到头。当各项应搞仪式结束之后，送葬的乡邻陆续离去。我呆呆地站在父亲的坟头，向北望去，群山起伏，云蒸雾遮，苍茫无涯。我百感交集，悲从心起：那数千里之外的北京，是他唯一儿子工作的地方。虽然父亲去北京看“皇宫”的意愿没有实现，但我仿佛看到父亲的慈爱依旧，威严犹在。如果世间真有灵魂，那父亲的灵魂也一定在守望着儿子栖居的北方。
贫穷和苦难一直伴随着父亲。父亲成年后，大多岁月是靠当长工、打短工度过的，为了“躲壮丁”，他去了一百多里路远的瑶族山寨谋生，眼睛因深山老林里瘴毒之气侵袭发炎，得不到及时医治，落下眼疾而半失明，但在犁田、耙田、挖土等粗活上仍是一把好手，在村里熟悉的山间地头上行走也很自如。终究因眼睛有疾而干不好细活，比如锄草，错把麦苗当杂草除掉的事常有发生。为了节省布鞋，无论上山还是下田，他都是赤脚。有一次，年幼的我随父亲上山砍柴，一根很尖的柴兜刺穿了他的脚板，他的脚血肉模糊，我慌忙飞跑着回村里喊人把他抬回去。家里没钱去几十里外的县城为他治伤，只得让邻村的郎中敷上草药，十来天后，他又挣扎着拄着拐杖上山挖土。
我的两个哥哥在解放前就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我五岁那年，父母给我“看八字”，说我前世欠债也将生命不保，而且很有可能在“水”字上出事。刚好我家门前有两口水塘。父母一听急了，赶忙恳求“八字先生”想办法，先生回答：要想保命，唯有“斩楼顶”。“斩楼顶”是流传于湘中南地区梅山民俗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仪式，也是当时乡下花费最昂贵的一项民间“法事”活动，需要请“师公”搞一个通宵，花费六担稻谷（约800斤）。当时的水稻都是单季、高杆，亩产只有300斤左右，有时碰上大风，稻杆倒伏，便是颗粒无收。六担稻谷是我家两年的收成，用六担谷子做“法事”，预示着我家要数年背债，家里人只能靠土里的红薯过日子。父亲“叭哒”着长筒烟袋，许久没有吱声，最后把长杆烟筒往地上一咂，对我妈妈说：借帐也要办“斩楼顶”。
“斩楼顶”的“法事”活动在冬夜里通宵达旦地进行，十里八乡的人都来观看，挤满了我家本来很小的堂屋。我记得中间有一个大约两小时的“程序”：“师公”脱光上衣，用磨得锋利的木匠斧头砍胸脯，围着摆满贡品的小长桌边砍边唱书文。长大后我才知道，那晚“师公”唱的是《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师公”砍胸脯的力度掌握得很巧妙，看着重重落下来的斧头，在胸脯上只是轻划一下，当表皮的毛细血管渗出血后，“师公”就用不大的陶制杯子刮一下，让渗出的血液流进杯里，又继续边砍边唱。待到杯子里的血液将满时，“师公”让我跪在神龛前，把陶瓷杯里的血喝下去，求上苍保佑我长命富贵。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我喝血，很不情愿，当看到父亲一脸的严厉时，我只得照办。咬紧牙关喝了下去后，父亲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似乎独生子的性命从此有了保障。
极度的贫穷使父亲没有能力送儿女上学。1952年，离我家三华里远的花冲村新办了一所初小，每期学费5角钱。在校长的一再动员下，父亲答应让6岁的我去读书，但不答应姐姐上学。家里缺劳动力，姐姐每天必须帮着父亲干农活，还要负责打猪草。如果我读书，原来由我看牛的任务也要由姐姐承担。姐姐当时已经14岁，再不上学就太迟了。校长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扫盲任务，也为了增加生源，反复动员父亲让姐姐读书，答应免除每学期5角钱的学费，并且可以牵牛上学。就这样，姐姐上课时把牛拴在学校旁的树林里，带着我一同上了小学一年级。两年后，姐姐还是辍学了，因为穷啊。
1961年，我在隆回十中初中毕业，当时隆回县有十几所中学，但是只有一中和二中每年各招两个高中班，考上高中就像是中了“状元”。也许是我临场发挥得好，我成了那年隆回十中唯一考上高中的人。消息传出，引起了周围几个公社的轰动，村里的乡亲们对我更是一片赞扬。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父亲却不让我读——家里交不起每学期十五块钱的学杂费和每月三块钱的搭伙费。在我的哭闹和村里人的劝说下，父亲下决心卖猪，卖掉那头能够包揽全家一年油盐钱的大肥猪。这头猪在集上卖了十八块钱，勉强凑足了入学时起码的费用。我家是农村户口，上学的粮食和菜必须自带，学校负责蒸饭加工，每餐供应一个菜汤，但学生每月要交三块钱的搭伙费。隆回一中在离我家55里的县城，我每个星期必须回家挑粮食，通常是星期六下午离校，晚上八点左右才能到家。星期天中午后，挑着够一个星期吃的粮食——大多数为红薯或红薯干，带着用荷叶包着的辣椒粉赶往学校。去县城的漫漫山路上，每个星期都会出现我挑着沉重担子艰难跋涉的身影。入学第二个月，我开始交不起每月三块钱的搭伙费了。每个星期必须带一元钱交学校，否则就会被“停餐”。父亲显得很无奈，到哪里去筹这一元钱呢？我缠着向他要，吵得他烦了，用长杆烟锅驱赶我。最后，总是妈妈挨家挨户去借，或者卖几个鸡蛋几斤大米，才凑足这要命的一元钱。
从高一第二学期开始，家里实在没办法供我读书了，眼看就要辍学，乡邻们都来劝父亲：你家孩子会读书，停学太可惜了。乡邻们也是爱莫能助，帮不上忙。父亲叭哒叭哒着那根长杆烟袋，沉默了许久。而我，几乎都绝望了。出人意料的是，父亲有天突然不容分说地对母亲说：把咱们的棺材料卖了。
那两副上等的杉木棺材料一共18根，是1958年那个大炼钢铁而疯狂砍树的年代，父亲用100多担杂柴换取的指标，找人帮忙从深山老林给拾回来的，以后很难有这么粗大的树料了。这两副棺材料，不仅凝聚着父亲的血汗，也是父母百年后的寄托。由于出手急，两副棺材料只卖了150块钱。靠着这150块钱，我读完了三年高中，1964年高考时，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因为师范类院校不用交任何费用。
大学毕业后，我走进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大舞台，开始了酸甜苦辣的人生漂泊之旅。几十年来，我换了许多岗位，也到过山南海北、国内国外很多地方，我总想把自己的工作干得更好来报答父母的恩德。身在异乡，常常梦见父亲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身影，时时感触着如大山一样厚重的父爱。
光阴荏苒，父亲去世已经十八年了，但我对父亲的怀念却日益深重。儿时与父亲在一起的那些嫩绿的日子，那些夹带着苦涩的快乐，也许会随时着岁月的流逝而慢慢消褪，但父亲的大爱和恩情我将永远铭记。我已经数不清多少次从北京回老家给父亲上坟祭奠，每一次，我默默地念叨：愿父亲在天国幸福……每一次，当我转身离去时，总是感觉到，我的背脊上依旧有两道苍老而又温暖的目光。
我相信，父亲一直在身后看着，一直在望着遥远的北方，那是他儿子至今仍栖居的异乡。
图为周玉清投资为家乡南岳庙塘现村修建的清风园。
周玉清老前辈亲自为《隆回民间文艺》题书
作者简介：
周玉清，男，1946年7月出生，隆回南岳庙人，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现任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
（版权声明：隆回民间文艺公众号授权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网站刊发，编辑曾振华）
当时，坐飞机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我从北京坐火车、转汽车、再步行，日夜兼程赶到老家时，已是父亲辞世三天后的凌晨。父亲的灵柩摆在堂屋中央，清冷的夜空里传来守灵的家里人和众多亲友乡邻们不约而同的啕哭。拖着注满沉铅一样的步子进门，我丢下行李，在父亲的灵柩前拜了三拜，想到操劳一生的父亲已经与我们天各一方，我猛地伏在父亲的遗体上嚎啕大哭：“儿子不孝，回来迟了！……”
父亲的辞世是一个意外。那天，父亲随着村里赶集的大队人马去15里外的石江镇看我姐姐。他本可在姐姐家住下的，下午四点左右，父亲执意随村里大队伍回家。赶了两个小时的山路，父亲在天色黑时分走到了离家只有300米左右的地方时，他不顾自己的眼疾，绕道去看自留地里种的蔬菜。当时，村里同行的人也没在意，而母亲却以为父亲住在姐姐家里不回来了。父亲辞世的具体细节已无从考证。据后分析，他是从菜地旁很窄的田埂上栽下去的，在野外寒冷的冬夜里冻饿13个小时而无人知晓，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被人发现。父亲一辈子没有走出过村里的山梁，最后倒在自己眷恋的土地上。
在我还没有赶回老家之前，村里已经为父亲选好了墓地。墓地选在村后坐南朝北的山腰。山很高，墓地的位置也很高。父亲在村里很有威望，参加送葬的人数也很多，打着幡旗、穿着白衣、头上扎着白布的送葬队伍，从田间到山下再到山腰，逶迤连绵，一眼望不到头。当各项应搞仪式结束之后，送葬的乡邻陆续离去。我呆呆地站在父亲的坟头，向北望去，群山起伏，云蒸雾遮，苍茫无涯。我百感交集，悲从心起：那数千里之外的北京，是他唯一儿子工作的地方。虽然父亲去北京看“皇宫”的意愿没有实现，但我仿佛看到父亲的慈爱依旧，威严犹在。如果世间真有灵魂，那父亲的灵魂也一定在守望着儿子栖居的北方。
贫穷和苦难一直伴随着父亲。父亲成年后，大多岁月是靠当长工、打短工度过的，为了“躲壮丁”，他去了一百多里路远的瑶族山寨谋生，眼睛因深山老林里瘴毒之气侵袭发炎，得不到及时医治，落下眼疾而半失明，但在犁田、耙田、挖土等粗活上仍是一把好手，在村里熟悉的山间地头上行走也很自如。终究因眼睛有疾而干不好细活，比如锄草，错把麦苗当杂草除掉的事常有发生。为了节省布鞋，无论上山还是下田，他都是赤脚。有一次，年幼的我随父亲上山砍柴，一根很尖的柴兜刺穿了他的脚板，他的脚血肉模糊，我慌忙飞跑着回村里喊人把他抬回去。家里没钱去几十里外的县城为他治伤，只得让邻村的郎中敷上草药，十来天后，他又挣扎着拄着拐杖上山挖土。
我的两个哥哥在解放前就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我五岁那年，父母给我“看八字”，说我前世欠债也将生命不保，而且很有可能在“水”字上出事。刚好我家门前有两口水塘。父母一听急了，赶忙恳求“八字先生”想办法，先生回答：要想保命，唯有“斩楼顶”。“斩楼顶”是流传于湘中南地区梅山民俗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仪式，也是当时乡下花费最昂贵的一项民间“法事”活动，需要请“师公”搞一个通宵，花费六担稻谷（约800斤）。当时的水稻都是单季、高杆，亩产只有300斤左右，有时碰上大风，稻杆倒伏，便是颗粒无收。六担稻谷是我家两年的收成，用六担谷子做“法事”，预示着我家要数年背债，家里人只能靠土里的红薯过日子。父亲“叭哒”着长筒烟袋，许久没有吱声，最后把长杆烟筒往地上一咂，对我妈妈说：借帐也要办“斩楼顶”。
“斩楼顶”的“法事”活动在冬夜里通宵达旦地进行，十里八乡的人都来观看，挤满了我家本来很小的堂屋。我记得中间有一个大约两小时的“程序”：“师公”脱光上衣，用磨得锋利的木匠斧头砍胸脯，围着摆满贡品的小长桌边砍边唱书文。长大后我才知道，那晚“师公”唱的是《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师公”砍胸脯的力度掌握得很巧妙，看着重重落下来的斧头，在胸脯上只是轻划一下，当表皮的毛细血管渗出血后，“师公”就用不大的陶制杯子刮一下，让渗出的血液流进杯里，又继续边砍边唱。待到杯子里的血液将满时，“师公”让我跪在神龛前，把陶瓷杯里的血喝下去，求上苍保佑我长命富贵。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我喝血，很不情愿，当看到父亲一脸的严厉时，我只得照办。咬紧牙关喝了下去后，父亲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似乎独生子的性命从此有了保障。
极度的贫穷使父亲没有能力送儿女上学。1952年，离我家三华里远的花冲村新办了一所初小，每期学费5角钱。在校长的一再动员下，父亲答应让6岁的我去读书，但不答应姐姐上学。家里缺劳动力，姐姐每天必须帮着父亲干农活，还要负责打猪草。如果我读书，原来由我看牛的任务也要由姐姐承担。姐姐当时已经14岁，再不上学就太迟了。校长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扫盲任务，也为了增加生源，反复动员父亲让姐姐读书，答应免除每学期5角钱的学费，并且可以牵牛上学。就这样，姐姐上课时把牛拴在学校旁的树林里，带着我一同上了小学一年级。两年后，姐姐还是辍学了，因为穷啊。
1961年，我在隆回十中初中毕业，当时隆回县有十几所中学，但是只有一中和二中每年各招两个高中班，考上高中就像是中了“状元”。也许是我临场发挥得好，我成了那年隆回十中唯一考上高中的人。消息传出，引起了周围几个公社的轰动，村里的乡亲们对我更是一片赞扬。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父亲却不让我读——家里交不起每学期十五块钱的学杂费和每月三块钱的搭伙费。在我的哭闹和村里人的劝说下，父亲下决心卖猪，卖掉那头能够包揽全家一年油盐钱的大肥猪。这头猪在集上卖了十八块钱，勉强凑足了入学时起码的费用。我家是农村户口，上学的粮食和菜必须自带，学校负责蒸饭加工，每餐供应一个菜汤，但学生每月要交三块钱的搭伙费。隆回一中在离我家55里的县城，我每个星期必须回家挑粮食，通常是星期六下午离校，晚上八点左右才能到家。星期天中午后，挑着够一个星期吃的粮食——大多数为红薯或红薯干，带着用荷叶包着的辣椒粉赶往学校。去县城的漫漫山路上，每个星期都会出现我挑着沉重担子艰难跋涉的身影。入学第二个月，我开始交不起每月三块钱的搭伙费了。每个星期必须带一元钱交学校，否则就会被“停餐”。父亲显得很无奈，到哪里去筹这一元钱呢？我缠着向他要，吵得他烦了，用长杆烟锅驱赶我。最后，总是妈妈挨家挨户去借，或者卖几个鸡蛋几斤大米，才凑足这要命的一元钱。
从高一第二学期开始，家里实在没办法供我读书了，眼看就要辍学，乡邻们都来劝父亲：你家孩子会读书，停学太可惜了。乡邻们也是爱莫能助，帮不上忙。父亲叭哒叭哒着那根长杆烟袋，沉默了许久。而我，几乎都绝望了。出人意料的是，父亲有天突然不容分说地对母亲说：把咱们的棺材料卖了。
那两副上等的杉木棺材料一共18根，是1958年那个大炼钢铁而疯狂砍树的年代，父亲用100多担杂柴换取的指标，找人帮忙从深山老林给拾回来的，以后很难有这么粗大的树料了。这两副棺材料，不仅凝聚着父亲的血汗，也是父母百年后的寄托。由于出手急，两副棺材料只卖了150块钱。靠着这150块钱，我读完了三年高中，1964年高考时，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因为师范类院校不用交任何费用。
大学毕业后，我走进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大舞台，开始了酸甜苦辣的人生漂泊之旅。几十年来，我换了许多岗位，也到过山南海北、国内国外很多地方，我总想把自己的工作干得更好来报答父母的恩德。身在异乡，常常梦见父亲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身影，时时感触着如大山一样厚重的父爱。
光阴荏苒，父亲去世已经十八年了，但我对父亲的怀念却日益深重。儿时与父亲在一起的那些嫩绿的日子，那些夹带着苦涩的快乐，也许会随时着岁月的流逝而慢慢消褪，但父亲的大爱和恩情我将永远铭记。我已经数不清多少次从北京回老家给父亲上坟祭奠，每一次，我默默地念叨：愿父亲在天国幸福……每一次，当我转身离去时，总是感觉到，我的背脊上依旧有两道苍老而又温暖的目光。
我相信，父亲一直在身后看着，一直在望着遥远的北方，那是他儿子至今仍栖居的异乡。
图为周玉清投资为家乡南岳庙塘现村修建的清风园。
周玉清老前辈亲自为《隆回民间文艺》题书
作者简介：
周玉清，男，1946年7月出生，隆回南岳庙人，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曾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现任十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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