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研究论丛序
来源: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撰稿:傅治同时间:2018-04-08点击：次
熊焰教授把她书稿《魏源研究论丛》发到我的邮箱里，并附上一封长长的信，说明成书的过程和编排的意图，并请我作序。看到这30多万字的新作，我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熊教授是魏源研究专家，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她就开始注重有关魏源研究资料的搜集。1993年她任隆回魏源图书馆馆长时，就在馆内成立了魏源研究资料中心，并编辑了《魏源著述研究书目》，为魏源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为她自己后来研究魏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十多年来，熊教授在魏源研究上，已先后出版了5部专著，发表了若干论文，可谓硕果累累。就在去年3月，我刚拜读了她30万字的《魏源家世与师友考》，曾几何时，30多万字的大作又将付梓，我真为她的勤勉、敬业与成就感到高兴，也为魏源研究领域又绽新花而庆幸。我对魏源有敬仰之情，对魏源著作有钦慕之感，由于研究方向的不同，并没有对魏源做过专门研究，现在她要我这个外行来写这本著作的序，感到有点力难胜任，惟恐旨意难明，误导读者，故不免有些诚惶诚恐。
认真阅读本书，觉得还真有些话要说。因为比较其他魏源研究论述，它特点十分突出：
第一是论述的现实针对性。魏源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改革家，是集装箱式的学者。他的著作，据《湖湘文库》所列《魏源全集》，计14本，近千万字，内容包括经学、史学、哲学、文学、文献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文化、教育、科学、美学、军事、旅游、水利、商业、地理、堪舆等等诸多方面。从魏氏生活的时代至今，研究魏源的学者无数，研究魏源的著作和论文可谓汗牛充栋。本书的特点之一就是论述的现实针对性。古为今用，是研究古代文化的基本方针，为学术而学术，固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如果有了现实的针对性，则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改革开放有着更大意义，有更好的借鉴，对于广大普通读者，会有更大的启发，也更容易接受。熊焰选择了后者，书中的几篇重要文章，如《魏源改革发展观浅析》《论开启近代中国两次新风的思想家魏源》等，都把魏源的改革思想与近200年来特别是当前中国的改革实际结合起来进行论述，指出“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梁启超语）。那么究竟是什么思想能有支配百年人心的伟力，熊焰指出魏源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致力于富民强国，而经世致用就是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重要手段。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基本主张，孔子的修齐治平就是经世致用的体现，只是到了宋儒以后，儒家学说逐渐脱离实际，崇尚空谈。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重新倡导经世致用之说，由于时代的原因，他们不可能有很大的实际行为。魏源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突出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家和实践者。所谓经世，即经营世事，所谓致用即尽其所用。经世致用说到底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面对社会现实，关注国事，关心民命，针砭时弊，改善朝政，也就是用其所学，来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魏源的经世致用思想的核心就是改革，他不但倡导改革，而且亲力亲为，参与到改革的实践中去。他曾襄助过陶澍主持的漕政、盐政改革，筹划过军事改革，参加过治黄等水利改革，甚至超前提出过“以川还川湖还湖”的生态平衡的主张。这些，在熊焰的文章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论述。更重要的是熊焰指出魏源改革思想的核心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思想既有现实的针对性，又有发展的长远性。面对当时积弱积贫的国内形势，面对列强侵略瓜分的局面，全国人民时时都处在做亡国奴的恐惧之中，而统治者除了割地赔款外，别无良策之时，魏源的这一主张，不仅能震聋发聩，鼓舞人心，而且是可操作的治国良方。过去学者认为魏源所师之“长技”，只是指军工技术，熊焰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她认为魏氏所言之“长技”还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诸多方面，他在《海国图志》一书中，对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工商情况、民俗风情的介绍，绝不是无的放矢。他还特别强调“知夷情”、懂“夷语”、识“夷图”、“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款夷”等主张，都明证魏源所师之“长技”绝非武器之精良一项。熊焰还认为后来以曾左为代表所进行的洋务运动，以康梁为代表的变法维新运动，以孙黄为代表的辛亥革命，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都是在魏源这一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下进行的，这就是梁启超为什么要说“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的原因。
熊焰不仅将魏源思想与近代改革运动联接起来研究，而且还将其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联系起来，指出魏源是中国对外开放走复兴之路的先驱，他的先进思想如耀眼明灯，指引和鼓舞着国民实施改革开放，走近代化之路，对今天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为今天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武器”。魏源的“便国利民”的以民为本的改革观，他的“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全面改革观，他的“因时因地制宜”、“重本而不抑商”、“缓本急标”的协调改革观，他的“师夷、制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师其长，塞其害”的以我为主，借鉴外国的开放观，他的“与时俱变”的可持续发展观，他的“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的国情观，他的“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国以人兴”的人才观，他的“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的民族自信心，都是救亡图存、治事救世之良方，对今天的改革开放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魏源与曾国藩不同，曾国藩恢复了旧秩序，拉历史倒退；而魏源开启了新时代，推动历史前进的步伐。熊焰特别提到习近平总书记近年在国际国内重要会议上六次提到魏源，五次引用魏源的原话。总书记的重视，说明魏源思想对当前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将对古代思想家的研究，与当前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种现实的针对性，是本书的特点之一，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第二是考据的缜密性。魏源由一个山村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的前瞻性、开拓性和可行性是中国近代无人能企及的，跨度之大也是惊人的，这中间应该有他自己独特的家世、经历和故事，需要人们去调查，去考据，本书在这方面做出了特殊而巨大的贡献。考据学本是乾嘉学派的重要治学方法，是当时学者为了逃避文字狱而钻进故纸堆而形成的学问，因而受人诟病，但其“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的基本方法，对近代学术发展仍有开启之功。郭沫若说“欲论古人，或研究古史，而不事考据”是“舍路而不由”，可见考据是研究古人和古史的必由之路。对于魏源的研究，熊焰用考据之法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她的考据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邵阳魏氏的源流，证明魏源是魏氏迁湘始祖万一公的15世孙，万一公为宋代名臣魏良佐的子孙，魏良佐是战国时期魏文侯的38世孙，魏文侯是春秋时期毕万的11世孙，毕万以功封于魏，魏氏由此得姓，毕万的儿子是魏武子，临终遗言要以其妾祖姬殉葬，武子死后，其子魏颗将其改嫁，后来得到祖姬父亲结草为报。魏颗因功封于令狐，其子魏颉以封邑为姓，故魏、毕、令狐三姓实同宗同源。最后从毕万的祖先周文王推衍到后稷，再由后稷推衍到黄帝，从而证明魏源乃黄帝的嫡系子孙。这是魏源成长的根基。二是考证魏源的家世。经熊焰考证，魏源出身于一个耕读商兼有的家族，其曾祖父魏大公是国子监监生，因“力田经商，家财富饶”，其七个儿子有四名监生，两名贡生，其侄孙、魏源的族伯父魏都是举人。魏源的祖父魏孝立，“农商兼营，家颇富有”，还读书进学成了贡生，并捐了个候补布政使理问，只是隐居未仕。魏源父亲魏邦鲁，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从九品巡检，后卒于宝山县主簿任上，但他任职江苏、上海等地30多年，自然眼界宽，见识广。魏源的二伯父魏辅邦为县学增生，但学问深厚，“课子侄及孙辈甚严”，除自己亲自教学外，还延聘硕师，督促课业。据魏源道光二年《顺天乡试朱卷道光壬午科履历》，可知魏氏家族此时已有举人2人、太学生25人、庠生7人，贡生1人、廪生1人、业儒20人。魏源生长在这样一个富有文化素养的家族里，生活在重教兴学的环境中，这是他成才的基础。书中还特别考证了魏源的师友。魏源自许“友天下士，谋救时方”，他也真正做到了。据不完全统计，对魏源影响较大的师友有200多人，其中有老师刘逢禄、汤金钊、李宗瀚、姚学塽、董桂敷等，都是当时的大儒，对魏源学业的长进无疑有巨大帮助。而书中重点介绍了魏源的友人，其中影响最大的如陶澍、贺长龄兄弟、龚自珍、林则徐、周系英父子、邓显鹤、何绍基兄弟、陈起诗、邹汉勋等的交往情形，都作了详细的考证。另外，魏源与湖湘文化的渊源也作了介绍，这是魏源成才、成功的催化剂和营养素。通过考据，使读者懂得魏源的成长与成才，绝不是偶然的，与其家族的历史渊源、文化氛围、师友交往以及家国情怀，都有密切的关系。这种考据不仅缜密，而且真实，她在著作《魏源家世与师友考》《魏源年谱新编》中有更为详尽的考据与记录，读者不妨一阅。
第三是辑佚的珍贵性。辑佚学本是考据学的分支，但它有独立的价值。从现存文献中辑录出已经散佚的文献，以求恢复文献的原貌，叫辑佚。辑集佚亡之书，辑补缺佚之书，辑校脱佚之文，辑拾散佚之篇，辑录佚失之书目，这是辑佚的主要内容。辑佚工作需要运用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校勘学等知识，需要有广博深厚的古典文献知识。而辑佚对于恢复古籍原貌、研究古人著作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魏源著作，通过湖湘文库辑录的《魏源全集》，似乎亦无遗漏，但是正如《魏源全集》的执行主编夏剑钦先生所言“岳麓书社曾对魏源存世著作进行了十多年的穷搜毕讨，可谓辑佚殆尽，但不意至今仍有遗珠之憾”，熊焰经过广泛的搜寻收集和清理爬梳，算是部分地弥补了这个遗憾。书中辑录了《魏源全集》所遗漏的佚书、佚文、佚诗、佚联、佚札，其中包括8部存名存序的书，11部仅存书名的书。这些书，一方面对研究魏源生平、思想和著述有很大帮助，另一方面，可以引起人们对魏氏著作搜集的关注，说不定有朝一日其中有些书会重见天日，这岂不是魏源研究的一件大好事。特别要提到的是魏源给陶澍的一封佚札，它是魏源著述辑佚的最大收获，对研究魏源与陶澍的关系，对魏源思想研究都有重要意义，而且我们从中可以窥见魏源思想的另一面，故弥足珍贵。
熊焰教授的新作《魏源研究论丛》的出版是值得庆幸的事，作为第一个读者的我，亦感十分荣幸。写了上面的话，算是我的读后感言，如果我的解读没有违反著者的本义，而且对其他读者有所启发，那么我就没有辜负著者的重托，对读者也算是有了一个交代了。书的意义自在，请读者好好研读，浅见拙见，何敢言序！
2017 年岁杪于邵阳学院李子园之无求斋傅治同
（编辑曾振华）
认真阅读本书，觉得还真有些话要说。因为比较其他魏源研究论述，它特点十分突出：
第一是论述的现实针对性。魏源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改革家，是集装箱式的学者。他的著作，据《湖湘文库》所列《魏源全集》，计14本，近千万字，内容包括经学、史学、哲学、文学、文献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文化、教育、科学、美学、军事、旅游、水利、商业、地理、堪舆等等诸多方面。从魏氏生活的时代至今，研究魏源的学者无数，研究魏源的著作和论文可谓汗牛充栋。本书的特点之一就是论述的现实针对性。古为今用，是研究古代文化的基本方针，为学术而学术，固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如果有了现实的针对性，则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改革开放有着更大意义，有更好的借鉴，对于广大普通读者，会有更大的启发，也更容易接受。熊焰选择了后者，书中的几篇重要文章，如《魏源改革发展观浅析》《论开启近代中国两次新风的思想家魏源》等，都把魏源的改革思想与近200年来特别是当前中国的改革实际结合起来进行论述，指出“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梁启超语）。那么究竟是什么思想能有支配百年人心的伟力，熊焰指出魏源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致力于富民强国，而经世致用就是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重要手段。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基本主张，孔子的修齐治平就是经世致用的体现，只是到了宋儒以后，儒家学说逐渐脱离实际，崇尚空谈。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重新倡导经世致用之说，由于时代的原因，他们不可能有很大的实际行为。魏源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突出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家和实践者。所谓经世，即经营世事，所谓致用即尽其所用。经世致用说到底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面对社会现实，关注国事，关心民命，针砭时弊，改善朝政，也就是用其所学，来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魏源的经世致用思想的核心就是改革，他不但倡导改革，而且亲力亲为，参与到改革的实践中去。他曾襄助过陶澍主持的漕政、盐政改革，筹划过军事改革，参加过治黄等水利改革，甚至超前提出过“以川还川湖还湖”的生态平衡的主张。这些，在熊焰的文章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论述。更重要的是熊焰指出魏源改革思想的核心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思想既有现实的针对性，又有发展的长远性。面对当时积弱积贫的国内形势，面对列强侵略瓜分的局面，全国人民时时都处在做亡国奴的恐惧之中，而统治者除了割地赔款外，别无良策之时，魏源的这一主张，不仅能震聋发聩，鼓舞人心，而且是可操作的治国良方。过去学者认为魏源所师之“长技”，只是指军工技术，熊焰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她认为魏氏所言之“长技”还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诸多方面，他在《海国图志》一书中，对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工商情况、民俗风情的介绍，绝不是无的放矢。他还特别强调“知夷情”、懂“夷语”、识“夷图”、“以夷攻夷”、“以夷制夷”、“以夷款夷”等主张，都明证魏源所师之“长技”绝非武器之精良一项。熊焰还认为后来以曾左为代表所进行的洋务运动，以康梁为代表的变法维新运动，以孙黄为代表的辛亥革命，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都是在魏源这一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下进行的，这就是梁启超为什么要说“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的原因。
熊焰不仅将魏源思想与近代改革运动联接起来研究，而且还将其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联系起来，指出魏源是中国对外开放走复兴之路的先驱，他的先进思想如耀眼明灯，指引和鼓舞着国民实施改革开放，走近代化之路，对今天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为今天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武器”。魏源的“便国利民”的以民为本的改革观，他的“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全面改革观，他的“因时因地制宜”、“重本而不抑商”、“缓本急标”的协调改革观，他的“师夷、制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师其长，塞其害”的以我为主，借鉴外国的开放观，他的“与时俱变”的可持续发展观，他的“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的国情观，他的“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国以人兴”的人才观，他的“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的民族自信心，都是救亡图存、治事救世之良方，对今天的改革开放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魏源与曾国藩不同，曾国藩恢复了旧秩序，拉历史倒退；而魏源开启了新时代，推动历史前进的步伐。熊焰特别提到习近平总书记近年在国际国内重要会议上六次提到魏源，五次引用魏源的原话。总书记的重视，说明魏源思想对当前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将对古代思想家的研究，与当前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种现实的针对性，是本书的特点之一，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第二是考据的缜密性。魏源由一个山村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他的思想的前瞻性、开拓性和可行性是中国近代无人能企及的，跨度之大也是惊人的，这中间应该有他自己独特的家世、经历和故事，需要人们去调查，去考据，本书在这方面做出了特殊而巨大的贡献。考据学本是乾嘉学派的重要治学方法，是当时学者为了逃避文字狱而钻进故纸堆而形成的学问，因而受人诟病，但其“实事求是”、“无证不信”的基本方法，对近代学术发展仍有开启之功。郭沫若说“欲论古人，或研究古史，而不事考据”是“舍路而不由”，可见考据是研究古人和古史的必由之路。对于魏源的研究，熊焰用考据之法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她的考据分为三个方面：一是邵阳魏氏的源流，证明魏源是魏氏迁湘始祖万一公的15世孙，万一公为宋代名臣魏良佐的子孙，魏良佐是战国时期魏文侯的38世孙，魏文侯是春秋时期毕万的11世孙，毕万以功封于魏，魏氏由此得姓，毕万的儿子是魏武子，临终遗言要以其妾祖姬殉葬，武子死后，其子魏颗将其改嫁，后来得到祖姬父亲结草为报。魏颗因功封于令狐，其子魏颉以封邑为姓，故魏、毕、令狐三姓实同宗同源。最后从毕万的祖先周文王推衍到后稷，再由后稷推衍到黄帝，从而证明魏源乃黄帝的嫡系子孙。这是魏源成长的根基。二是考证魏源的家世。经熊焰考证，魏源出身于一个耕读商兼有的家族，其曾祖父魏大公是国子监监生，因“力田经商，家财富饶”，其七个儿子有四名监生，两名贡生，其侄孙、魏源的族伯父魏都是举人。魏源的祖父魏孝立，“农商兼营，家颇富有”，还读书进学成了贡生，并捐了个候补布政使理问，只是隐居未仕。魏源父亲魏邦鲁，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从九品巡检，后卒于宝山县主簿任上，但他任职江苏、上海等地30多年，自然眼界宽，见识广。魏源的二伯父魏辅邦为县学增生，但学问深厚，“课子侄及孙辈甚严”，除自己亲自教学外，还延聘硕师，督促课业。据魏源道光二年《顺天乡试朱卷道光壬午科履历》，可知魏氏家族此时已有举人2人、太学生25人、庠生7人，贡生1人、廪生1人、业儒20人。魏源生长在这样一个富有文化素养的家族里，生活在重教兴学的环境中，这是他成才的基础。书中还特别考证了魏源的师友。魏源自许“友天下士，谋救时方”，他也真正做到了。据不完全统计，对魏源影响较大的师友有200多人，其中有老师刘逢禄、汤金钊、李宗瀚、姚学塽、董桂敷等，都是当时的大儒，对魏源学业的长进无疑有巨大帮助。而书中重点介绍了魏源的友人，其中影响最大的如陶澍、贺长龄兄弟、龚自珍、林则徐、周系英父子、邓显鹤、何绍基兄弟、陈起诗、邹汉勋等的交往情形，都作了详细的考证。另外，魏源与湖湘文化的渊源也作了介绍，这是魏源成才、成功的催化剂和营养素。通过考据，使读者懂得魏源的成长与成才，绝不是偶然的，与其家族的历史渊源、文化氛围、师友交往以及家国情怀，都有密切的关系。这种考据不仅缜密，而且真实，她在著作《魏源家世与师友考》《魏源年谱新编》中有更为详尽的考据与记录，读者不妨一阅。
第三是辑佚的珍贵性。辑佚学本是考据学的分支，但它有独立的价值。从现存文献中辑录出已经散佚的文献，以求恢复文献的原貌，叫辑佚。辑集佚亡之书，辑补缺佚之书，辑校脱佚之文，辑拾散佚之篇，辑录佚失之书目，这是辑佚的主要内容。辑佚工作需要运用目录学、版本学、辨伪学、校勘学等知识，需要有广博深厚的古典文献知识。而辑佚对于恢复古籍原貌、研究古人著作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魏源著作，通过湖湘文库辑录的《魏源全集》，似乎亦无遗漏，但是正如《魏源全集》的执行主编夏剑钦先生所言“岳麓书社曾对魏源存世著作进行了十多年的穷搜毕讨，可谓辑佚殆尽，但不意至今仍有遗珠之憾”，熊焰经过广泛的搜寻收集和清理爬梳，算是部分地弥补了这个遗憾。书中辑录了《魏源全集》所遗漏的佚书、佚文、佚诗、佚联、佚札，其中包括8部存名存序的书，11部仅存书名的书。这些书，一方面对研究魏源生平、思想和著述有很大帮助，另一方面，可以引起人们对魏氏著作搜集的关注，说不定有朝一日其中有些书会重见天日，这岂不是魏源研究的一件大好事。特别要提到的是魏源给陶澍的一封佚札，它是魏源著述辑佚的最大收获，对研究魏源与陶澍的关系，对魏源思想研究都有重要意义，而且我们从中可以窥见魏源思想的另一面，故弥足珍贵。
熊焰教授的新作《魏源研究论丛》的出版是值得庆幸的事，作为第一个读者的我，亦感十分荣幸。写了上面的话，算是我的读后感言，如果我的解读没有违反著者的本义，而且对其他读者有所启发，那么我就没有辜负著者的重托，对读者也算是有了一个交代了。书的意义自在，请读者好好研读，浅见拙见，何敢言序！
2017 年岁杪于邵阳学院李子园之无求斋傅治同
（编辑曾振华）
- 上一篇：魏源思想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
- 下一篇：走进魏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