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汉勋与晚清贵州四府名志
来源: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撰稿:欧阳恩涛时间:2019-03-11点击：次
邹汉勋（1805—1853），字叔绩，号绩父，又号叔子，今湖南省隆回县罗洪镇人，清代经学、史学、音韵学名家，更是声名远扬的中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咸丰元年（1851）邹汉勋四十六岁中举人，咸丰二年（1852）春赴礼部试鼎荐报罢，咸丰三年（1853）邹汉勋回长沙，闻其弟邹汉章被太平军围于南昌，为救胞弟遂与江忠源之弟江忠淑率军赴南昌。围解，为江忠源所器重，保知县，留营参赞军务。同年秋，江忠源授安徽巡抚，11月抵庐州（今安徽合肥）防守，他随同江忠源至庐州迁直隶州同知，12月太平军破庐州邹汉勋与庐州守将江忠源被杀于西门，年仅四十八岁。
清代是方志编修的鼎盛时期，无论是从志书的编纂数量还是从方志编纂理论和方法，都达到了中国古代方志著作的鼎盛时期。据《中国地方联合目录》统计，我国现存方志有8264种、十一万余卷，约战我国古籍的百分之十；而这些志书中，清代纂修的就有5685种，其中不少名志。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列有清代共计名志116种，其中通志15种、府志27种、州志9种、县志65种，在27种府志中，其中《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安顺府志》《兴义府志》4种均为邹汉勋主纂于道光年间和咸丰年间，一人编纂四府志不仅当时少见，且被列入“著作之林”更为当时所仅有，邹汉勋一时有“西南方志家”之誉。
邹汉勋到贵州修志有其特殊的历史机遇。清王朝入关稳定后，为了掌握各地情况，以利决策施策、巩固统治，在康熙十一年（1672）即下令各省纂修通志，康熙二十二年（1683）又“命各省郡个绘图以进，且悉境内之名山大川焉。”因之台省大臣复“转檄郡邑，新旧志悉采录”，“将以汇成全志，上达御览”。地处边远的贵州也同于内地大开修志之风，康雍乾嘉时期共纂成通志3部、府州县志及其他志书105部。贵州修志与内地省份相比却为数较少，而不少志书是为应付差事草率成书、简陋残缺，以致“郡志则罕有之者”，且不少府、州、县未曾开局延儒、创修志乘。道光十六年（1846）贺长龄巡抚贵州后，鉴于上述情况便倡议全省各府、州、县编修方志，他认为“凡一府数百里中风化之盛衰，民心之醇醨，政教之得失美恶，一皆本乎掌吏”，为此贺长龄要求各守令在修志上不仅挂名主持其事，而且必须遴选人才，讲求志书体例，修出好的志书——这一特定的背景为邹汉勋在贵州成就名志提供了前提。
当时《遵义府志》纂者郑珍（1806—1864）、莫友芝（1811—1871）的先后婉辞纂修《贵阳府志》为邹汉勋在贵州成就方志名构造了机缘。贺长龄倡修方志后，遵义知府平韩、继任者黄乐之首应倡议并请莫友芝佐助。郑珍、莫友芝都是举人、著名学者、诗人，郑、莫二人受任后“精心致志，三年不倦”，于道光二十一年玉成或谓“天下府志中第一”的《遵义府志》，随即贵阳知府邓云谷欲聘莫友芝修纂《贵阳府志》，而莫友芝辞不敢为。不久，邓云谷调任他去，周作楫则由思南知府调任贵阳知府，周作楫欲聘郑珍修纂《贵阳府志》，郑珍因忙于其他事情而婉辞。于是周作楫复延请曾修《思南府续志》《松桃厅志》的思南萧琯开局修纂，历时三年而“纲举目张，书已成帙”，然而大家认为该志书虽然“体要已备，犹择而未精也；笔墨已来，犹羹而未善也，与贺中丞（即贺长龄）商之”。于是，周作楫便遣使请郑珍来贵阳赴局修纂，郑珍以贵阳情形不熟、搜集资料困难；《遵义府志》纂成后有无赖之徒忘兴诽谤，余波未平；再加之自己体力已差、精力不济等理由再次婉辞。在此情况下，贺长龄遂向周作楫举荐邹汉勋，从而使邹汉勋得以在贵州施展编纂志书的才能。
由于贺长龄的举荐，贵阳知府周作楫即延请邹汉勋来贵阳“修润删正》府志。邹汉勋于道光二十五年到贵阳后，对萧琯修纂的《贵阳府志》“参互考订，去复删繁，另标节目以归大雅，独具经史以辟异说”，并另撰写了《循吏传》《贵阳文苑传叙》《贵阳分星说》《贵阳沿革》《贵阳疆里记叙》《贵阳山水图记叙》等卷日，做了大量的主笔撰作和全志的修润工作，历两年定稿成书，其顺序为：卷一至卷三大事记、卷四卷五沿革表、卷六至十三职官表、卷十四至二十三选举表、卷二十四至二十九疆里图记、卷三十至三十二山水图记、卷三十三山水副记、卷三十四城郭图记、卷三十五宫室图记、卷三十六祠宇副记、卷三十七关路津梁图记、卷三十八至三十九古城池图记、卷四十星野五巷略、卷四十一祠祀略、卷四十二至四十三学校略、卷四十四至四十七食货略、卷四十八至四十九武备略、卷五十至五十三文艺略、卷五十四至七十二政绩录、卷七十三至八十二耆旧传、卷八十三至八十六列女传、卷八十七至八十八土司传、苗蛮传、流寓传，余编二十卷：卷一至十八文征、卷十九至二十杂识。从中可以看出，该志纪、图、表、略、传诸体并用、体例十分周全。又著录“宸章”为冠编，余编《文征》《杂识》作志书两翼，正编则纪（录）、表、略、图（记）诸体皆备，一如正史。该志较为全面的反映了贵阳的古今风貌，存史资料较为丰富，贺长龄在《序》中说：“是编之辑，虽止一郡文献，而领袖全黔，将来续志通省之志书，以此为权舆，条举通省之政事，以此为圭臬。所系岂不重哉！”今人也认为该志“搜辑排比，整齐而剪裁；别择考订，谨严而又详赡；为贵州方志中的上品佳构。”
《贵阳府志》的成功完稿，使邹汉勋的名望益加。时任大定知府的黄宅中（笔者注：黄宅中在任宝庆知府时延聘邓显鹤、邹汉勋编纂《宝庆府志》），意在前知府王允浩于乾隆十五年修纂的《大定府志》八卷残稿的基础上创成一府古今各事之总汇。值邹汉勋完稿《贵阳府志》，黄宅中于道光二十七年冬延请邹汉勋来大定府衙取出《大定府志》八卷残稿及历年的资料请邹汉勋分类编纂《大定府志》。邹汉勋从经世致用的思想出发，力图从篇目、资料内容上体现志书的资治、存史的价值：在篇目上既吸取福建宁化县李元仲所修纂的《宁化县志》以土地、人民、政事分篇的特点，又采纳了《贵阳府志》首冠“宸章”、外置“文征”收录地方文献的长处，同时借鉴了《遵义府志》列“旧志叙录”卷于志尾的新创，结合《大定府志》的实情，将全志划分为冠篇、内篇、外篇三部分，并在内篇中置疆土、治地、惠人、俊民、经政、旧事六志，在志下列卷，卷下设目，记载府辖六属（包括大定、黔西、平远、毕节、威宁、水城）诸事，上自春秋、下迄道光朝，皆“巨细靡遗”，编纂中坚持“一境地，必溯其源；一名物，必究其源；一措施，必缕陈其得失。凡可以昭法守，示劝诫者，，无不郑重揭之；且每事必详所出，不以已意为增损”，与所纂《贵阳府志》又有不同，概以《大定府志》之实情而定制，史料价值甚高。《大定府志》历两年成书，共六十卷、七十余万字。该志刊行后，林则徐在序言中说：此志使“后之官斯者，如导行之津梁，制器之有模范”，且感叹此志“编纂之勤，采访之博、决策之当，综合之精，以近代各志较之，惟严乐之之志汉，冯鱼山之志孟县，李申耆之志凤台，或堪与颔首，其它则为您呢个望其项背也。”
邹汉勋纂修《大定府志》时常恩任安顺知府，见安顺府素无志乘，遂存修志之念。道光二十九年，常恩从黎阳回到安顺府，于是延请邹汉勋来安顺主持修纂《安顺府志》，安顺府人吴寅邦协助邹汉勋。《安顺府志》从道光三十年正月开始编纂，成书于咸丰元年（1851）六月，历时一年半。全志共五十四卷，体例为首序、职名、凡例、目录、次天文志、地理志、营建志、纪事志、职官志、人物志、烈女志、艺文志，各志前均有序引、概述其立言要旨，述事止于咸丰元年，全书“义例整赡，搜罗赅博，凡有引文，必标所出，古籍未载者，则征诸案牍访册及夷书。”《安顺府志》资料富足、内容详备，又统合古今、详近略远，所述多有考证；但该志的缺陷是全志书中没有计表等。该志所作舆图仿《遵义府志》加以方格、计里开方，又采《大清会典》《贵州通志》及省内外方志地图之长荟萃成图，方格以红印板套之，以清眉目，城池、塘、讯、铺、疆界、水、桥、山路均各有标号，分疆画里、寻流溯源、一览而备，时人赞之“图绘以创格，足以为式者也。”而该志运用图例符号和用彩色来提高地图的清晰度，是为邹汉勋地图学用于实践的具体体现，此志后来被梁启超誉为名志实不过分。
《兴义府志》是邹汉勋在贵州历事的最后一部志书，该志的纂修经历道光二十一年至三十年草创、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元年修改、咸丰元年至三年定稿这三个阶段。道光十一年，张之洞之父张瑛任兴义知府，以“旧志仅志新辖境事，未志所属各县境事”，则“取旧志，删其繁，补其略，增其遗”，又“博考纂辑，复询绅士，访父老，属草焉。如是者十年，稿凡数易”才完成初稿事宜。邹汉勋到兴义后，张瑛又拿出《兴义府志》初稿与邹汉勋商议并延请邹汉勋修纂《兴义府志》。邹汉勋集多次纂志之经验、博采众长、修润补充、夜以继日，不辞辛劳。在《兴义府志》即将修纂完成时，邹汉勋因急于参加乡试而未完成该志书的最终定稿等事宜。邹汉勋虽然因乡试而未终结《兴义府志》之玉成，但对该志“列著作之林”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应该肯定地。邹汉勋在《兴义府志》的凡例中论及了志书的体例、内容安排等看法，其中许多对今天仍有很大的参考意义：首先称“志者，史之流”，体例应仿宋周用合《景定建康志》例，以志、表、传诸体列之，并采取以纲统目之法，庶览纲即知大旨，览目更悉源流。又称志书增修之内容“必引证全书，兼标书名，以明信而有征，附著已说，必加‘按’字识别，庶不相混。对前人记载之误，要“多所辩证，实事求是”。凡例主张志书记载宜记一地为主，要注重志书的地方特点；又指出书中的地名、官名应按各时期的名称来记载，不应古今相混、眉目不清；记载人物，应明确入志、入表人物得而标准，“有事实，立传；无事实，列表。完人，立传；节取，列表。已故，立传；生存，列表。”另外，应仿宋吕祖谦之“大事记”、周应合之年表、袁枢之“纪事本末”，主张于大事立编年、本末二门。编年，综括诸大事；本末，详载诸大事。艺文，则仿范成大《吴郡志》例，分载各门于艺文志中，仿《汉书艺文志》例，仅载书目。关于志书文辞，凡例主张叙事，“必求简明”、“志贵明核，尤贵雅驯，不敢好用其字，搀入俚言”，“字体，既不敢过于泥古，亦不敢过于徇宿。”
从上文的阐述我们可知，前述志书的纂修除与各地官员积极提倡有着很大关系外，实与邹汉勋广博的知识、志事才能以及其辛勤的工作密切相关。邹汉勋由湘至黔后，先后接受四位颇有政声的知府的延请，运用其在经史、地理、地图等方面的渊博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主纂和参纂了贵州四府府志，不仅为贵州历史上所少有，在全国方志史上也难多见。同时，贵州四府志的编纂与成名是邹汉勋人生旅途中的辉煌一程，也是其对方志事业所作的较大贡献；四府志在刊行后的一百多年间，较充分地发挥了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为当今的方志编修和史志研究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借鉴和丰富的素材，其所体现出的诸如方志编修与领导重视与否的关系、修志在于得人、如何提高志书质量等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总结的。
（图片来源网络，编辑曾振华）
清代是方志编修的鼎盛时期，无论是从志书的编纂数量还是从方志编纂理论和方法，都达到了中国古代方志著作的鼎盛时期。据《中国地方联合目录》统计，我国现存方志有8264种、十一万余卷，约战我国古籍的百分之十；而这些志书中，清代纂修的就有5685种，其中不少名志。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列有清代共计名志116种，其中通志15种、府志27种、州志9种、县志65种，在27种府志中，其中《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安顺府志》《兴义府志》4种均为邹汉勋主纂于道光年间和咸丰年间，一人编纂四府志不仅当时少见，且被列入“著作之林”更为当时所仅有，邹汉勋一时有“西南方志家”之誉。
邹汉勋到贵州修志有其特殊的历史机遇。清王朝入关稳定后，为了掌握各地情况，以利决策施策、巩固统治，在康熙十一年（1672）即下令各省纂修通志，康熙二十二年（1683）又“命各省郡个绘图以进，且悉境内之名山大川焉。”因之台省大臣复“转檄郡邑，新旧志悉采录”，“将以汇成全志，上达御览”。地处边远的贵州也同于内地大开修志之风，康雍乾嘉时期共纂成通志3部、府州县志及其他志书105部。贵州修志与内地省份相比却为数较少，而不少志书是为应付差事草率成书、简陋残缺，以致“郡志则罕有之者”，且不少府、州、县未曾开局延儒、创修志乘。道光十六年（1846）贺长龄巡抚贵州后，鉴于上述情况便倡议全省各府、州、县编修方志，他认为“凡一府数百里中风化之盛衰，民心之醇醨，政教之得失美恶，一皆本乎掌吏”，为此贺长龄要求各守令在修志上不仅挂名主持其事，而且必须遴选人才，讲求志书体例，修出好的志书——这一特定的背景为邹汉勋在贵州成就名志提供了前提。
当时《遵义府志》纂者郑珍（1806—1864）、莫友芝（1811—1871）的先后婉辞纂修《贵阳府志》为邹汉勋在贵州成就方志名构造了机缘。贺长龄倡修方志后，遵义知府平韩、继任者黄乐之首应倡议并请莫友芝佐助。郑珍、莫友芝都是举人、著名学者、诗人，郑、莫二人受任后“精心致志，三年不倦”，于道光二十一年玉成或谓“天下府志中第一”的《遵义府志》，随即贵阳知府邓云谷欲聘莫友芝修纂《贵阳府志》，而莫友芝辞不敢为。不久，邓云谷调任他去，周作楫则由思南知府调任贵阳知府，周作楫欲聘郑珍修纂《贵阳府志》，郑珍因忙于其他事情而婉辞。于是周作楫复延请曾修《思南府续志》《松桃厅志》的思南萧琯开局修纂，历时三年而“纲举目张，书已成帙”，然而大家认为该志书虽然“体要已备，犹择而未精也；笔墨已来，犹羹而未善也，与贺中丞（即贺长龄）商之”。于是，周作楫便遣使请郑珍来贵阳赴局修纂，郑珍以贵阳情形不熟、搜集资料困难；《遵义府志》纂成后有无赖之徒忘兴诽谤，余波未平；再加之自己体力已差、精力不济等理由再次婉辞。在此情况下，贺长龄遂向周作楫举荐邹汉勋，从而使邹汉勋得以在贵州施展编纂志书的才能。
由于贺长龄的举荐，贵阳知府周作楫即延请邹汉勋来贵阳“修润删正》府志。邹汉勋于道光二十五年到贵阳后，对萧琯修纂的《贵阳府志》“参互考订，去复删繁，另标节目以归大雅，独具经史以辟异说”，并另撰写了《循吏传》《贵阳文苑传叙》《贵阳分星说》《贵阳沿革》《贵阳疆里记叙》《贵阳山水图记叙》等卷日，做了大量的主笔撰作和全志的修润工作，历两年定稿成书，其顺序为：卷一至卷三大事记、卷四卷五沿革表、卷六至十三职官表、卷十四至二十三选举表、卷二十四至二十九疆里图记、卷三十至三十二山水图记、卷三十三山水副记、卷三十四城郭图记、卷三十五宫室图记、卷三十六祠宇副记、卷三十七关路津梁图记、卷三十八至三十九古城池图记、卷四十星野五巷略、卷四十一祠祀略、卷四十二至四十三学校略、卷四十四至四十七食货略、卷四十八至四十九武备略、卷五十至五十三文艺略、卷五十四至七十二政绩录、卷七十三至八十二耆旧传、卷八十三至八十六列女传、卷八十七至八十八土司传、苗蛮传、流寓传，余编二十卷：卷一至十八文征、卷十九至二十杂识。从中可以看出，该志纪、图、表、略、传诸体并用、体例十分周全。又著录“宸章”为冠编，余编《文征》《杂识》作志书两翼，正编则纪（录）、表、略、图（记）诸体皆备，一如正史。该志较为全面的反映了贵阳的古今风貌，存史资料较为丰富，贺长龄在《序》中说：“是编之辑，虽止一郡文献，而领袖全黔，将来续志通省之志书，以此为权舆，条举通省之政事，以此为圭臬。所系岂不重哉！”今人也认为该志“搜辑排比，整齐而剪裁；别择考订，谨严而又详赡；为贵州方志中的上品佳构。”
《贵阳府志》的成功完稿，使邹汉勋的名望益加。时任大定知府的黄宅中（笔者注：黄宅中在任宝庆知府时延聘邓显鹤、邹汉勋编纂《宝庆府志》），意在前知府王允浩于乾隆十五年修纂的《大定府志》八卷残稿的基础上创成一府古今各事之总汇。值邹汉勋完稿《贵阳府志》，黄宅中于道光二十七年冬延请邹汉勋来大定府衙取出《大定府志》八卷残稿及历年的资料请邹汉勋分类编纂《大定府志》。邹汉勋从经世致用的思想出发，力图从篇目、资料内容上体现志书的资治、存史的价值：在篇目上既吸取福建宁化县李元仲所修纂的《宁化县志》以土地、人民、政事分篇的特点，又采纳了《贵阳府志》首冠“宸章”、外置“文征”收录地方文献的长处，同时借鉴了《遵义府志》列“旧志叙录”卷于志尾的新创，结合《大定府志》的实情，将全志划分为冠篇、内篇、外篇三部分，并在内篇中置疆土、治地、惠人、俊民、经政、旧事六志，在志下列卷，卷下设目，记载府辖六属（包括大定、黔西、平远、毕节、威宁、水城）诸事，上自春秋、下迄道光朝，皆“巨细靡遗”，编纂中坚持“一境地，必溯其源；一名物，必究其源；一措施，必缕陈其得失。凡可以昭法守，示劝诫者，，无不郑重揭之；且每事必详所出，不以已意为增损”，与所纂《贵阳府志》又有不同，概以《大定府志》之实情而定制，史料价值甚高。《大定府志》历两年成书，共六十卷、七十余万字。该志刊行后，林则徐在序言中说：此志使“后之官斯者，如导行之津梁，制器之有模范”，且感叹此志“编纂之勤，采访之博、决策之当，综合之精，以近代各志较之，惟严乐之之志汉，冯鱼山之志孟县，李申耆之志凤台，或堪与颔首，其它则为您呢个望其项背也。”
邹汉勋纂修《大定府志》时常恩任安顺知府，见安顺府素无志乘，遂存修志之念。道光二十九年，常恩从黎阳回到安顺府，于是延请邹汉勋来安顺主持修纂《安顺府志》，安顺府人吴寅邦协助邹汉勋。《安顺府志》从道光三十年正月开始编纂，成书于咸丰元年（1851）六月，历时一年半。全志共五十四卷，体例为首序、职名、凡例、目录、次天文志、地理志、营建志、纪事志、职官志、人物志、烈女志、艺文志，各志前均有序引、概述其立言要旨，述事止于咸丰元年，全书“义例整赡，搜罗赅博，凡有引文，必标所出，古籍未载者，则征诸案牍访册及夷书。”《安顺府志》资料富足、内容详备，又统合古今、详近略远，所述多有考证；但该志的缺陷是全志书中没有计表等。该志所作舆图仿《遵义府志》加以方格、计里开方，又采《大清会典》《贵州通志》及省内外方志地图之长荟萃成图，方格以红印板套之，以清眉目，城池、塘、讯、铺、疆界、水、桥、山路均各有标号，分疆画里、寻流溯源、一览而备，时人赞之“图绘以创格，足以为式者也。”而该志运用图例符号和用彩色来提高地图的清晰度，是为邹汉勋地图学用于实践的具体体现，此志后来被梁启超誉为名志实不过分。
《兴义府志》是邹汉勋在贵州历事的最后一部志书，该志的纂修经历道光二十一年至三十年草创、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元年修改、咸丰元年至三年定稿这三个阶段。道光十一年，张之洞之父张瑛任兴义知府，以“旧志仅志新辖境事，未志所属各县境事”，则“取旧志，删其繁，补其略，增其遗”，又“博考纂辑，复询绅士，访父老，属草焉。如是者十年，稿凡数易”才完成初稿事宜。邹汉勋到兴义后，张瑛又拿出《兴义府志》初稿与邹汉勋商议并延请邹汉勋修纂《兴义府志》。邹汉勋集多次纂志之经验、博采众长、修润补充、夜以继日，不辞辛劳。在《兴义府志》即将修纂完成时，邹汉勋因急于参加乡试而未完成该志书的最终定稿等事宜。邹汉勋虽然因乡试而未终结《兴义府志》之玉成，但对该志“列著作之林”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应该肯定地。邹汉勋在《兴义府志》的凡例中论及了志书的体例、内容安排等看法，其中许多对今天仍有很大的参考意义：首先称“志者，史之流”，体例应仿宋周用合《景定建康志》例，以志、表、传诸体列之，并采取以纲统目之法，庶览纲即知大旨，览目更悉源流。又称志书增修之内容“必引证全书，兼标书名，以明信而有征，附著已说，必加‘按’字识别，庶不相混。对前人记载之误，要“多所辩证，实事求是”。凡例主张志书记载宜记一地为主，要注重志书的地方特点；又指出书中的地名、官名应按各时期的名称来记载，不应古今相混、眉目不清；记载人物，应明确入志、入表人物得而标准，“有事实，立传；无事实，列表。完人，立传；节取，列表。已故，立传；生存，列表。”另外，应仿宋吕祖谦之“大事记”、周应合之年表、袁枢之“纪事本末”，主张于大事立编年、本末二门。编年，综括诸大事；本末，详载诸大事。艺文，则仿范成大《吴郡志》例，分载各门于艺文志中，仿《汉书艺文志》例，仅载书目。关于志书文辞，凡例主张叙事，“必求简明”、“志贵明核，尤贵雅驯，不敢好用其字，搀入俚言”，“字体，既不敢过于泥古，亦不敢过于徇宿。”
从上文的阐述我们可知，前述志书的纂修除与各地官员积极提倡有着很大关系外，实与邹汉勋广博的知识、志事才能以及其辛勤的工作密切相关。邹汉勋由湘至黔后，先后接受四位颇有政声的知府的延请，运用其在经史、地理、地图等方面的渊博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主纂和参纂了贵州四府府志，不仅为贵州历史上所少有，在全国方志史上也难多见。同时，贵州四府志的编纂与成名是邹汉勋人生旅途中的辉煌一程，也是其对方志事业所作的较大贡献；四府志在刊行后的一百多年间，较充分地发挥了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为当今的方志编修和史志研究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借鉴和丰富的素材，其所体现出的诸如方志编修与领导重视与否的关系、修志在于得人、如何提高志书质量等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总结的。
（图片来源网络，编辑曾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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