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文化底蕴使邵东人成为翘楚
来源: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撰稿:尹敬中时间:2015-04-15点击：次
近30年来，邵东县与全国、全省、全市同沐“改革开放”春风，使邵东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各项经济指标均居全市之首，列全省前茅，有的还蜚声全国。以下用《邵东县志》《邵东年鉴》公布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1978年，邵东县乡镇企业产值突破1亿元，居全省第一。
1990年，全县乡镇企业总收入9.76亿元，居全省第四。工业总产值8.12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5.4%。全县集贸市场成交额2.5562亿元，列全市各县之首。其廉桥药材市场跻身全国十大药都之列，县城小工业品批发市场其规模居中南各省之冠。
2007年，该县工业建成“一园六基地”，实现工业产值127亿元，居全市第一。有工业企业5239个，职工24471人，其中规模企业124个，产值55.1074亿元。全县建成较大规模市场94个，其中大型综合市场1个，专业批发市场16个。市场内县内产品占有率达40%。邵东与6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合作关系，平均每天流动客商达16万人，当年实现进出口总额1.4亿美元，占邵阳市进出口总额的36%，被评为全省“外贸出口十强县”，商务工作全国先进县。
2010年，邵东实现生产总值105.7亿元，人均GDP11413元，进入全省11强，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全省排名15位，财政收入排名13位。就在笔者写此文时，又传来“邵东打火机出口居全国第一”的消息。
邵东县还是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县和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地区，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
邵东人凭什么？邵东人自己也在寻找答案。由申桂荣先生所写的《邵东人凭什么》歌词意在解答这个问题。歌词将邵东精神归纳为吃苦耐劳、敢为人先、团结拼搏、务实开拓四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因为受歌词体例的限制，不能深度阐释。譬如，“吃苦耐劳”精神是两千多年的农耕文化铸就的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之一，作为整个邵阳精神的第一条都是可以的，但它不是邵东人独有的特质。邵东人的精神特质是什么？用他们自己一句朴素的话来说，就是“能商善贾，精于百工”。若把这句话提到文化角度，则邵东人不仅继承了农耕文化所需的“吃苦耐劳”精神，而且具有工商文化的底蕴，也就是说，邵东人的工商文化素质是他（她）们成为邵阳翘楚的内在原因。
语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邵东今天的发展也是有历史渊源的。
邵阳市三面环山，惟东部为丘岗盆地，又有蒸水通湘江（1950年代，佘田桥尚能通船），因而成为古代中原人入邵、邵阳人走向外部世界的主要通道。这样的地理条件，使邵东人较邵阳西部人总是得风气之先。
据考古资料，今邵东牛马司出土有商代文物两件，灵山寺乡发现战国时期的青铜剑、矛、戈等兵器20余件。这两处遗址是目前市境发现最早的古代遗址，另邵东还发现西周铜镈一件（打击乐器），重14公斤，1984年由毛荷殿一农民献于湖南省博物馆。邵东地下文物分布之广、珍品之高均居全市之首。而在邵阳西部几个县发现最早的文物年代为汉代（多为东汉）。今邵阳市区，至今未发现一座楚墓。这说明，邵东是古代中原人最先到达市境的地方，换句话说，今邵东首得中原文化之先。周灭商以后，商朝的王公贵族多靠做生意谋生，所以生意人被称为“商人”。今邵东有商代文化遗址，足见邵东人经商的渊源可以远溯到商周。
再从古代建置史看，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今邵东置有承阳县（因位于蒸水之阳得名），与昭陵县同属长沙国。西汉平帝五年（公元5年）又在今邵东黄陂桥乡置昭阳侯国（因位于邵水之阳得名）。三国吴宝鼎元年（266）又在邵东境置新城县，与昭阳县同属昭陵郡。同期，分丞阳县立临蒸县，两县均属衡阳郡。在著名地理历史学家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西晋一页中，今邵东境有三个古县：丞阳、邵阳、新城。新城县在邵阳之东，丞阳之北，三个县城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新城县在直角点。丞阳县位于蒸水自南向北、再由西向东的拐弯处之佘田桥与水东江之间。据此推测，新城县当在流光岭与团山之间。两县均具体地址不详，惟昭阳侯国还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一个土围子。丞阳县因其后属衡阳郡，故邵阳的建置史不载；新城县于东晋咸和三年（328）省入邵陵县，只存在62年，因此也为邵阳的地方志漏载。一个方圆不到百里的地方建有三个古县，说明什么？说明今邵东是今市境古代人口最密集的地方，也就是受中原人文化影响最深的地方。其生产力水平当然远远超过西部那些仍靠狩猎、采集为生的盘瓠部落（参见拙文《象雪峰山一样刚强、象资江水一样激越》）。
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农耕文明，重农抑商是那个社会的文化传统。旧志编写者也是重人文轻经济，有关经济方面的记述极少。道光《宝庆府志》直说邵阳“民无商贾”“工无淫巧”，但这句话是就总体而言的，对邵阳东乡（即邵东）并不适合。邵东有“钉鞋铺”“火厂坪”这样的地名，就是邵东手工业历史悠久的证明。钉鞋铺即今黑田铺，昔为宝庆东路重要铺递，邵阳人东出必经之地。邵东人逮住商机，家家制作钉鞋销给过路旅客，“钉鞋铺”因此得名。火厂坪不知得名于何时，听名称就知道此地为冶炼锻铁场所。在邵阳的乡级地名中，只有这两个地名是因手工业而产生的地名。邵东还有一处古迹——荫家堂，也证明邵东人有经商传统。荫家堂坐落在今杨桥镇蒸水河岸，系申氏兄弟做米生意发了财，于道光三年（1823）修建的大型家族住宅群。占地广125.4米，深67.86米，共有一正十横108间房44间杂屋。整个建筑为中式风格，惟正屋两侧的山墙上各砌饰英式座钟一个，说明他们可能和外商或洋买办打过交道，见过世面，时间是鸦片战争前。
邵东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其牛马司烟煤品位与美国特利斯煤矿的焦煤并列世界第一。这又为邵东工业发展提供了条件。乾隆年间（1736-1795），牛马司开有煤矿公司25家，年产煤3000多吨。因为有了焦煤，土炉炼铁发展到九龙岭、金茅冲、金仙铺、逆水坪、三圣庙、蛤蟆岩、灵秀峰等地，所产熟铁由蒸水、邵水运销衡阳、邵阳，转销长沙、武汉。
1840年鸦片战争，“英夷”以坚船利炮洞开了中国的国门，国人“思夷长技以制夷”，邵东人又得风气之先。宣统元年（1909）棠下桥人赵芹从上海购进锅炉及机械排水设备，在住地开采煤矿。这是邵阳有现代工业设备之始。
民国17年（1928）8月，潭宝公路通车，邵东又成为市境通公路之先。11年后，衡宝公路通车。这样邵阳可以东北至长沙、武汉，东南至衡阳、广州。你看，现代邵阳与外界交往的大道均在邵东境内打通（1958年娄邵铁路通车，邵东又成为邵阳率先通火车的县）。邵东得交通便利，工商业有了较大发展。“两头塘”变成了“两市塘”，廉桥、佘田桥、范家山等地商业大兴。民国32年（1943），两市塘有商业经营户110户，其中74家花纱行，月成交土布近万匹。廉桥的药材、黄花、辣椒、范家山的笔墨、土产、佘田桥的土纸、竹木制品、仙槎桥的剪刀、火厂坪的铁钉运销省内外。新中国成立前夕，今邵东境有私营工业155户。而这个时期邵阳西南、西北部的高山瑶，因所处险绝、人迹罕至，还过着刀耕火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生活。邵阳有山歌唱道：“嫁女莫嫁大瑶山，三个包谷当两餐”。
悠久的工商文明历史，使邵东人初具工商文化特质。这些特质主要有三大特色：
一、 敢于走出熟人社会，具有开明意识、开放精神。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国家一直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中，人们聚族而居，长期生活在宗族社会中，有的人一辈子没走出山窝窝。宗族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情社会（人情大于法），一个作茧自缚的封闭、保守的社会。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农具没有多大改进，社会没有多大进步，后来竟被弹丸小国日本所欺凌。而创造工商文明则需要走出熟人社会。
邵东历来人多田少，邵东人“三天不赶场，鼎锅作钟响”，逼迫他们外出谋生。在1952年，“土改”完成后，农民即自发组织手工业合作社。在集体化时代，以粮为纲，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邵东人就另辟蹊径，不能搞个体，就搞社队、乡镇企业。其中也有打擦边球的，即替社队企业提供半成品或代销产品的个体家庭作坊。在计划经济时代，物资是统管的，社队企业就四处派员与工厂联系，找一些边角废料进行再加工；产品是自销的，他们就靠推销员四处沿街叫卖。在“文革”那“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极左年代，劳动力外出搞副业或贩运经商，要被当做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予以取缔的。邵阳市在“文革”时就枪毙了一个制河沙筛子的“地下工厂”主颜长寿。但邵东本土干部群体是开明的，他们能体会“吃饱穿暖”是人的基本要求，为了邵东人的生存（干部家庭也要生存），他们开只眼闭只眼，允许邵东人外出搞副业。而在西部某县，“文革”时有一个姓，苦于这边的生活，到江西认祖归宗，那边也答应接收，县公安、工商部门硬是把他们“请”了回来。笔者的家乡金秤市解放前属武冈县（东部），解放后属邵阳县（西部），不算很偏僻吧，但“改革开放”前，这里的农民羞于经商，从不赶场，多余的农产品用来送人情。两相比较，谁开明谁保守，不言而喻。邵东人这种敢于走出熟人社会的开明开放精神，一旦“改革开放”，就如鱼得水，足迹遍天下。如今邵东有8万余人在东盟地区投资兴办企业1300多家，遍布东盟十国，，总投资额达14亿美元。真是哪里有财发，哪里就有邵东人！
二、 以和为贵，具有平等意识、契约精神
有人视“商场如战场”“同行是仇敌”“无商不奸”；有人说“和气生财”“捆绑不成夫妻，强迫不成买卖”“生意讲成的，棉纱纺成的”。这是两种不同的商业文化。前者提倡“斗争”哲学，认为只能我活你死，意图垄断市场，获取暴利；后者以和为贵，希望你好我好大家好，彼此遵守游戏规则（契约），达到互利双赢。邵东人信奉的是后者。邵东那么多专业市场，几十、几百个门面，几百、几千个摊位，卖着同样的产品，不仅彼此相安无事，还常被评为全国文明市场。邵东全县及各级都成立了个体劳动者协会，1985年，县“个协”还分别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江西以及省内重要城市建立驻外个协小组；各市场则建立市场管理所和贸易服务部，负责调处交易纠纷，制止不良经营活动。各行业还有行会组织，调处内部事宜和矛盾。这样做体现了邵东人“以和为贵”的商业精神。邵东人做生意讲究“货卖堆山”，货物集中、品种齐全，百货中百客。做到了“买不到的这里买得到，卖不掉的这里卖得掉”。其次是“薄利多销”，只有有一分钱的利润，邵东人就会付出十分的努力（开始每只打火机就只一分钱的利润）。内部，客商来进货，各摊位商品还能互相调剂；对外，邵东有“不怕争出屎，只要墨吃纸”的俗语，说明他们注意签订合同，以杜绝纠纷，这就是一种“契约”精神。
三、 重视教育，崇尚科学，具有创新精神
邵东人不仅能商精工，也善于读书（这一点隆回人可与之媲美）。清末废科举办新学以来，邵东人重视教育，以致人才济济：有最早加入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贺民范，他先后担任船山学社社长、湖南自修大学校长，推荐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参加俄罗斯研究会，鼓励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推销马克思主义书刊。有早年跟随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与李大钊一起牺牲于北平的谢伯俞。有“五四”运动点火烧赵家楼、后在上海创办立达学园的匡互生；有跟随彭德怀平江起义的中将姚喆（今属双清区人）、李寿轩；有殉难于“皖南事变”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有最先发表“汪精卫叛国投敌”消息的新闻怪杰严怪愚；有硬骨头艺术家、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有民国政府驻苏大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蒋廷黻；去台人物有被誉为“台湾经济之父”的尹仲容等。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善于接受新思想，既具政治、经济头脑，又有“宝古佬”刚强、激越的性情。
邵东人这种出息都是他们重视教育的结果。远的不说，改革开放初期，在西部一些民众自发捐资修庙建寺的时候，邵东城乡全面动员，由领导干部带头捐资，专业户、个体户自愿助资，各行各业集体出资，农民居民自觉投资，1983-1984年共集资699.8万元（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改建扩建校舍12.42万平方米。他们还鼓励民办教育，全县有民办教育机构60个，民办教育投资5亿多元，被湖南省评为全省民办教育“双十佳”单位。2007年，邵东县代表湖南省接受“两基”国检顺利通过，被评为全省“两基”迎国检特殊贡献单位，全国基础教育先进工作县。
1985年，笔者访问了邵东乡镇企业，见其工业设备比某县的国营企业还好，管理比国营工厂还严格，我问，你们的人才从哪里来？领导说，在技术上，除县属厂矿实行对口扶植外，主要是和高校及大型国营工厂挂钩，自己派员进校、进厂学知识、学技术，这样来满足乡镇企业发展的人才需要。俗云：“打铁还要自身硬”，只有崇尚科学，自身才能硬起来啊！
有了科学知识做基础，邵东人从模仿逐渐走上了创新之路。2007年邵东县工业有个省名牌产品，6个省著名商标，有新型产品67项，专利技术企业12个，省高新技术企业2个。被湖南省确定为“知识产权创建示范县”。以打火机为例，邵东出口企业联合组建了两家模具研发中心，投入研发资金6500万元，自己研发了灯机、防风机、电子机、一体机和口香糖独特外观打火机等10多个系列品种300多款类型，依法合理运用国际国内已有知识产权1000多项，拥有自主专利120多项，其中出口欧盟等高端市场的打火机均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邵东打火机因此具有国际竞争力，远销78个国家和地区（此段资料见2012-9-7《邵阳日报》）。
综上述，东西部地理环境（主要是交通环境）之差异，带来了经济、社会发展之差异；经济社会发展之差异产生了文化差异（即农耕文化和工商文化之差异）。中国有句成语“厚积薄发”，邵东人在创造工商文明的长期过程中，积蓄了工商文化素质，这才是邵东人成为邵阳之翘楚的内在原因。很明显，邵东的工商文化代表了邵阳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我们探讨邵阳精神，就少不了邵东精神，就得推崇邵东精神。这些精神就是：开明开放精神、平等契约精神（或曰和为贵精神）、科学创新精神。
（题外话，这些精神加上农耕文化铸就的勤劳务实精神以及邵阳人刚强正直的特性，我把邵阳精神概括为：“勤劳务实、刚强正直、开放和谐、科学创新”十六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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