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农耕文化与工商文化
来源: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撰稿:尹敬中时间:2015-04-15点击：次
人类主要活动为生产活动，故生产方式决定文明程度，决定社会形态，决定文化内涵。人类历史若按生产方式划分，已经历采集狩猎文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三大阶段。而游牧文明则是介于采集狩猎与农耕之间的文明。历史总是进步文明替代落后文明，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传说中国远古时代，蚩尤部落代表采集狩猎文明，黄帝部落代表游牧文明，炎帝部落代表农耕文明。采集狩猎是灵长类动物（譬如黑猩猩、类人猿）都会的，但它们能使用工具（石头、木棍）却不能创造工具（弓箭、长矛等）来获取猎物。“人猿相揖别”，就在这“创造”二字。传说蚩尤“兽身人语、铜头铁额、含砂石子”（《汉学堂丛书》），“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觝人，人不能向”（《龙鱼河图》）。可见蚩尤部落武装先进，作战勇猛。但他的部落与黄帝部落作战还是失败了。什么原因？历史书没有说。要我说，蚩尤就输在生产方式上，输在经济实力上。您想啊，采集狩猎部落没有剩余产品，肚子饿了才会去采集狩猎。好不容易打来野兽，为了群体生存，食物得平均分配（至今狩猎仍保持“见者有份”这一习俗），过着所谓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而此时黄帝部落已与炎帝部落结合，从事农耕，有了剩余产品。一打起仗来，蚩尤部落后勤跟不上，饿着肚子怎么能打仗？失败是必然的。
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合成了后来的中原民族——汉族。由于生产力先进，所以很瞧不起周边的少数部族，中国的历史书总是称其为“蛮夷”“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直到称英国为“英夷”。由于农耕生产“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有了剩余产品，社会出现了“士农工商”的分工。勤劳聪明的中国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农耕文化：商周的青铜器、秦汉以后的宫殿及宗教建筑、汉晋以后的书法国画、唐宋以后的瓷器、唐诗宋词、明清小说，还有“四大发明”，这些在世界文化史上都熠熠发光，中国是世界上名副其实的文明古国。
游牧文明接近农耕文明，但其民不种田、不纺纱，且居无定所，其自给自足程度远差于农耕文明。所缺物资得靠贸易或抢劫，所以游牧民族崇尚暴力。历史上中原民族总是受到北方民族的侵扰，中国还被两个游牧民族统治过：蒙古族、满族。由于对中原农耕文化的态度不同，他们的结局也不一样。蒙古人的骑兵曾经横扫欧亚，所以他们看不起中原人和农耕文化。蒙古统治中国时，把人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原南宋人），更看不起读书人（有九儒十丐之说），统治期间只搞了两次科举考试，一些蒙古大汗还是汉语的文盲。结果，不满百年，就不得不退回到蒙古草原去过他们的游牧生活。满族统治中国时，虽然内心里以汉人为奴仆，但口头上还是说“满汉一体”，完全接受中原农耕文化，许多皇帝还是汉学通。结果满族统治中国差不多三百年，并且多数满族人被汉化。这说明，最终还是农耕文明战胜了游牧文明。
中国在清乾隆（1736-1795）以前一直是领先世界的。中国落后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18世界末19世纪初苏格兰发明家詹姆斯·瓦特（1736-1819）发明蒸汽机以后。蒸汽机引发了西方世界“工业革命”，爆发出巨大生产力，短短百年创造的财富超过历史总和。而我国仍处在农耕文明阶段，所以落后挨打，甚至被弹丸小国日本侵略，百年时间（1840-1945），中国人受尽屈辱。
中国的落后要从自身找原因。原因就是农耕文明时期拖得太长，受农耕文化束缚太紧。（插话：“文化”的概念有大中小之分，文化大概念与“文明”同，即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文化中概念指精神文化，文化小概念指文化知识，我这里指精神文化）。农耕文明虽然也曾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它是一种保守的封闭的小气的文化。先秦最早的歌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也就是说，农耕是一种个体生产、自然经济，可以自给自足，所以有没有皇帝、有没有政府无所谓。农民只有两样东西自己不能生产，一是盐，二是铁，除此很少需要与外界打交道，一辈子依附在土地上，生活在宗族聚居的熟人社会里。妇女们除了走亲戚，更是一辈子没有走出山窝窝。从事传统农业生产，靠的是力气和经验，读不读书无所谓，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发财、光宗耀祖。可见“读书无用”与“读书做官”论都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插话，如今电脑和互联网的出现，是不做官也要读书了，否则寸步难行。）由于没有人流、物流，也就没有信息流，闭目塞听，孤陋寡闻，井底之蛙，夜郎自大。乾隆自以为大清是世界的中心，有外国使者求见，他抱着“万国来朝”心理，非要人家行跪拜礼，结果失去了了解外部世界的机会；外国人想与中国通商，乾隆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什么东西没有？不需要与外国做生意。“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了，皇帝老子和满朝文武还不知道英国在哪里。清政府始终不愿打开国门，于是越来越落后。虽然我们邵阳人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来的洋务派却只“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学人家的技术却不学人家的文化，不维新，不变法。以致《海国图志》反给日本人很大启发，明治维新（1868），脱亚入欧，迅速成为工业强国，反过来侵略中国。这是工商文明战胜农耕文明最典型的例证。
正是工业生产带来了工商文明和工商文化。工业生产的是商品，不是拿来自给的，而是拿来交换的。商品交换讲究一个“和”字，“和气生财”“生意不成和气在”“捆绑不成夫妻，强迫不成买卖”。以和为贵、自由贸易为贵。商品在交换时“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所以，商品要价廉物美才能占领市场。这就迫使生产者加强管理、降低成本，特别是不断更新产品。所以，商品生产促使竞争，竞争又促使人们不断创新。归根结底，“创造、创新”才是文明进步的灵魂，才是文化精神的精髓。商品生产带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使人高度社会化，使人的聪明才智最大限度的得到发挥，社会飞速发展进步，真正做到了“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它创造的文明大气而磅礴，远非农耕文明可比。
回想计划经济时期，它也有工业生产，但生产的不是商品而是物资，它也有销售，但是叫供销，主要物资是要凭票供应的。没有公平交易，也没有商品竞争，所以十几年产品无多改进，而且总是供不应求，人们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1970年代末，我国终于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1990年代又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政策，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而极大的调动了全民发财致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仅用30多年时间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中国的成功，再次证明工商文明胜于农耕文明。
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邵东始终走在邵阳市的前例。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工商文化底蕴使邵东人成为翘楚》，我的观点是：邵东之所以比西部县发展得快，与邵东人内在的工商文化素质有关。
文化素质这个东西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而是在长期的商品生产与经营中陶冶出来的。
说起邵东人经商办企业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这依靠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地理条件。邵东虽不靠大江大海、也不靠大城市，但古代有蒸水通湘江，有邵水通资江，又是市境最早通公路（潭宝、衡宝）、通火车的县。蒸水因其平坦，古代就是中原人入邵口。邵东境内发掘出商周时期的青铜器，说明周灭商以后，有商代移民到过这里，据说，商人是最会做生意的。在汉晋时期，今邵东境内有三个古县：蒸阳、昭阳、新城（见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说明邵东是市境古代中原移民最多的地方。换言之，邵东得中原文化之先。邵东历来人口稠密，人多田少，“三天不赶场，鼎锅作钟响”又促生了邵东人的经商神经。二是邵东有丰富的煤炭资源特别是优质烟煤资源，这为邵东开启以冶铁、锻铁为主的手工业提供了前提。解放前，邵东铁匠几乎占领了市境的主要集镇。清末民国时，洪江“宝庆会馆”（又名太平宫）是“洪江古商城”十大会馆之一，宝庆会馆以“宝庆的锤子”闻名，顾名思义主要是从事铁作业，其中邵东人占多数，有个邵东人还当过洪江商会的会长。邵东人很会做生意。据胡光曙先生回忆，解放前邵东人在隆回“放镰刀”挑着担子挨村挨户发下去，不记账、不收钱（所以叫“放”），来年再来放镰刀时，才把上年的钱收上来。这里就使用了试销、赊销等销售方法和诚信的商业道德。邵东人什么时候开始开矿挖煤？什么时候开始办现代工厂？我手头没有系统的历史资料，只从《邵东县志》中看到：“乾隆年间牛马司开有煤矿公司25家”，“宣统元年（1909）棠下桥人赵芹从上海购进锅炉及机械排水设备，在住地开采煤矿”，这是邵阳有现代工业设备之始。民国十三年（1924）邵东人刘重威邀股集资在邵阳城创办宝庆光明电灯公司，这是邵阳人用电之始。邵东人为什么处处领先？除了他们继承了农耕文化的吃苦耐劳精神外，还在于他们有工商文化精神。我把这种精神概括为以下三点：
1）敢闯敢冒，具有开明意识、开放精神。邵东人敢于走出熟人社会，到外面世界去闯荡，足迹遍天下。真是哪里有钱赚，哪里就有邵东人。由于见多识广，思想意识自然开明一些、开放一点。邵东乡镇企业的发展就与邵东干部开明有关。
2） 以和为贵，具有平等意识、契约精神。“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而做生意主要是和陌生人打交道，更讲究“和气生财”、平等、守信，互利双赢。邵东有句谚语“不怕争出屎，只要墨呷纸”，这就是契约精神。邵东人做生意讲究“货卖堆山”而不是“独此一家”，所以邵东市场规模越办越大，别处买不到的这里买得到，别处卖不掉的这里卖得掉。
3）重视教育，崇尚科学，具有创新精神。商品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来源于科学，科学在于重视教育。邵东人重视教育也是走在全市前列的。
我对邵东的了解其实还很肤浅。譬如，邵东市场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中间是如何运转的，其经商理念是什么，生意经是什么，有什么不一样的制度文化？民营企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是家族式企业还是现代股份制企业，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都不得而知。总之缺一部《邵东工商发展史》。我希望邵东工商界、文化界人士能够有人牵头，组织起来编一部这样的历史，从清中叶开始，一直写到现在。其中，对邵东工商世家、工商名人，做一些专题来写，把邵东人的工商文化精神记载下来。同时建议政府筹建“邵东工商文化展览馆”（可将“荫家堂”改建），让我们的后代不仅看到高耸的大厦、繁华的市场、热闹的工厂，还要让他们看到这背后蕴藏着的前代人良好的工商文化精神，以使其继承下来，发扬开去。
和文化精神非一朝一夕形成一样，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却不会因生产方式的改变而立马改变。中国经历了三千年的农耕社会，而现代工业生产才百余年历史。农耕文明沉淀下来的农耕文化，仍然在起着不同的作用。前面说过，农耕是个体独立生产的方式，它养成人的眼光短缺，只顾自己的习惯。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对社会进步、对公益事业不关心。有的人发了财，以为都是自己的狠，还停留在“土豪”水平上。俗云：“穷人安则富人安”，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是与财富成正比的。还有，农耕社会是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是个人情社会、人治社会，人们缺少制度意识、法律意识。“人熟好办事”“朝中有人好做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讲游戏规则，而讲裙带关系、依附关系。有的人因此崇尚厚黑学（流氓学）、关系学，办事走后门或行贿受贿，权钱交易，严重影响社会公平公正。“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没有秩序就没有公平的竞争，没有公平竞争就不会有创新，没有创新就不会有社会进步。贪官寻租受贿，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秩序，就是开历史倒车。开历史倒退对谁都没有好处，对穷人没好处，对富人也没好处。所以党中央反腐深得民心。这一段看似多余的话，其实是为强调一句：在中国要让工商文化扎根，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必须去掉农耕文化中负面的东西，甩掉包袱，轻装前进，才能更快实现“中国梦”。
综上述，本文讲了三层意思：一是先进文明取代落后文明，先进文化取代落后文化，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铁侓。二是社会进步从创造（新）始，创新从竞争始。商品经济最利于营造竞争环境，从而调动人们创新的积极性。三是由生产方式形成的文化具有稳固性。中国经历三千多年的农耕生产，其形成的文化有阻碍现代化的负能量，对此我们要有所认识，并不断克服它。
201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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