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票印记
来源:邵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撰稿:丁华时间:2018-08-21点击：次
粮票是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在特定时期发放的一种购粮凭证。
今天，对于在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说，粮票是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见到的物品。对于在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童年时期在家中的某个角落或者父母的钱包里还曾经看到过粮票，但早已经没有印象了。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对于计划经济时代唯一的记忆，就剩粮票了。
而对于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出生的老人来说，在他们的青年时代，粮票比冰箱、彩电这些东西更重要，在物质贫乏的历史时期，五六十斤全国粮票说不定就是一个人的命。
一提起粮票，家住岩口镇塘头冲已到古稀之年的丁老伯立即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说，在那个年代，粮票就是人们的“命根子”，没有粮票注定挨饿。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个烧饼1两粮票，3分钱；一碗大米饭2两粮票，4分钱；一碗素汤面2两粮票，4分钱；一个包子半两粮票，2分钱。到岩口合作社（供销社）买点心、食盐、白砂糖、饼干，统统要粮票。更有意思的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作为粮食作物的红薯，是不准随意买卖的。那时每年秋季红薯成熟时节，想要吃红薯，还需要到指定的粮店里，大多在岩口粮站，凭一斤地方粮票购买3斤红薯。
再后来，街市里巷悄悄出现了乡下农村来的“鸡蛋换粮票”的商贩，记得当年十市斤地方粮票能换一斤土鸡蛋；而一市斤地方粮票能卖两三角钱。
1950年，新中国政府面对战乱之后几近崩溃的经济，开始酝酿粮食的计划供应，以满足全国人民的温饱需求。1955年，全国第一套粮票正式流通，从此拉开了中国长达38年之久的“票证经济”的帷幕。几年之后，由于天灾人祸，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这时需要凭票购买的不仅仅是粮食，还有日用百货。
于是，从粮票又发展出布票、油票、肉票、鱼票、蛋票、柴票、盐票、糖票、火柴（洋火）票、烟票、棉花票、肥皂票、手表票、缝纫机票、自行车（单车）票等。总之，在所能想得到的吃穿用的方方面面，票证严格地控制着人们的欲望，把中国人纳入全国统一的分配制度之下。
很多老人都清楚地记得，那时许多票证都以编号表示。普通分为几十个“号”，“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多达上百个“号”。每月发下来一大沓票证，还要分上、中、下旬。有些还规定着商品等级，如“烟票”，一般按季度发放，城镇居民平时只能得到低档次的“乙级”、“丙级”香烟若干包，节日才有“甲级”香烟供应。烟票上印制“几等烟几包”。当年，人们想买一些短缺商品，不管是衣食住行哪一方面，不仅需要攒钱，还需要凑够购买这些商品必需的票证。
看到现在商店、超市、商场里的自行车和手表、家电、真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觉。73岁的岩口彭大爷在回忆粮票往事时感慨颇多，他说：“现在的孩子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粮票，确实是幸福的。不过，看到岩口中学学校食堂里被浪费的粮食，以及岩口街上餐馆里吃不完而倒掉的山珍海味，又常常觉得他们幸福得过了头”。
岩口退休干部刘先生还记得粮票给他的生活带来的一段小插曲。1979年6月，住在南方部队的他和对象商量好，不操办婚礼，把省下来的钱用来旅行结婚，到外地旅游一圈度蜜月。旅行结婚之前，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必须准备足够的全国粮票，否则出门就要挨饿。在发行粮票的年代，各省粮票只限于在各省内使用，跨省使用便作废。所以，走出湖南省后，到外地饭店吃饭时，光有钱而没有全国粮票，饭店是不会卖给宾客主食的，令顾客寸步难行，只有望食兴叹。
刘先生与妻子当年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度蜜月旅行结婚，一晃十多天过去，仍游兴未尽。但是，他们携带的全国粮票已经用完，只剩下三市斤江苏省粮票。无奈之下，刘先生只好用三市斤江苏省粮票，在南京买了十个包子馒头，然后与爱妻一路返回。途中，他们在饭店只能买菜肴、菜汤吃，然后将珍贵的馒头掰开，浸泡在菜汤中节省着吃，勉强回到了湖南部队驻地。据刘先生回忆，那时侯，在外地使用大面额全国粮票时，各地饭店找零时一律用当地地方粮票，而绝对不给找回全国粮票，因为全国粮票稀缺，要凭县级政府证明才能兑换，而且还要限量。所以，出门开始使用全国粮票之前，一定要计算好日期，算好每天能吃多少粮食，否则，就会在外挨饿。对于居家过日子的老百姓，全国粮票算得上是“奢侈品”了。
经济发展的转机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国家物资慢慢丰富起来，其表现之一就是，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一日三餐，副食增多，主食减少，因此，这时家家户户的粮票基本上都会有所盈余。当时，富余的粮票可以用来兑换乡下土鸡蛋或是其他生活用品。比如，可以用十斤粮票换一斤土鸡蛋，用一百斤粮票换一个不锈钢锅。
1985年，政府决定“取消粮食、棉花的统购，改为合同定购”。这是中国农产品购销体制由统购统销走向“双轨制”的转折点。
很多时侯，变化来得急促又悄无声息。随着市场经济脚步的加快，物资慢慢丰富起来，粮票“生命之本”的宝座逐渐发生动摇。有的饭店、供销社、商店出售食品时，由必须使用粮票，转变为“没有粮票可多花点钱替代”。
直到20世纪后半叶，大多数中国人食品的构成中，依然是粮食（主食）多于副食，粗粮的玉米（包谷）、小米、高粱米（灾害时期包括薯类）、红薯米多于细粮的大米（稻米）、面粉、蔬菜类多于肉禽鱼蛋。一顿饭往往需要半斤到一斤主食方可填饱肚子。居住大城市的居民每人每月油的消耗量是半斤，肉的消耗量是一斤，那时吃上一餐饺子，就算是“改善生活了”，打了一次“牙祭”。改革开放后，老百姓餐桌上的菜品已经越来越丰富了，老百姓手中的钱也越来越多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1993年，一直作为我国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第二货币”—粮票，在完成自己38年的神圣使命后，“光荣退休”了。粮票的正式废止，意味着统购统销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供稿丁华 图片来源网络，编辑曾振华）
今天，对于在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来说，粮票是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见到的物品。对于在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童年时期在家中的某个角落或者父母的钱包里还曾经看到过粮票，但早已经没有印象了。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对于计划经济时代唯一的记忆，就剩粮票了。
而对于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出生的老人来说，在他们的青年时代，粮票比冰箱、彩电这些东西更重要，在物质贫乏的历史时期，五六十斤全国粮票说不定就是一个人的命。
一提起粮票，家住岩口镇塘头冲已到古稀之年的丁老伯立即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说，在那个年代，粮票就是人们的“命根子”，没有粮票注定挨饿。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个烧饼1两粮票，3分钱；一碗大米饭2两粮票，4分钱；一碗素汤面2两粮票，4分钱；一个包子半两粮票，2分钱。到岩口合作社（供销社）买点心、食盐、白砂糖、饼干，统统要粮票。更有意思的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作为粮食作物的红薯，是不准随意买卖的。那时每年秋季红薯成熟时节，想要吃红薯，还需要到指定的粮店里，大多在岩口粮站，凭一斤地方粮票购买3斤红薯。
再后来，街市里巷悄悄出现了乡下农村来的“鸡蛋换粮票”的商贩，记得当年十市斤地方粮票能换一斤土鸡蛋；而一市斤地方粮票能卖两三角钱。
1950年，新中国政府面对战乱之后几近崩溃的经济，开始酝酿粮食的计划供应，以满足全国人民的温饱需求。1955年，全国第一套粮票正式流通，从此拉开了中国长达38年之久的“票证经济”的帷幕。几年之后，由于天灾人祸，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这时需要凭票购买的不仅仅是粮食，还有日用百货。
于是，从粮票又发展出布票、油票、肉票、鱼票、蛋票、柴票、盐票、糖票、火柴（洋火）票、烟票、棉花票、肥皂票、手表票、缝纫机票、自行车（单车）票等。总之，在所能想得到的吃穿用的方方面面，票证严格地控制着人们的欲望，把中国人纳入全国统一的分配制度之下。
很多老人都清楚地记得，那时许多票证都以编号表示。普通分为几十个“号”，“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多达上百个“号”。每月发下来一大沓票证，还要分上、中、下旬。有些还规定着商品等级，如“烟票”，一般按季度发放，城镇居民平时只能得到低档次的“乙级”、“丙级”香烟若干包，节日才有“甲级”香烟供应。烟票上印制“几等烟几包”。当年，人们想买一些短缺商品，不管是衣食住行哪一方面，不仅需要攒钱，还需要凑够购买这些商品必需的票证。
看到现在商店、超市、商场里的自行车和手表、家电、真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觉。73岁的岩口彭大爷在回忆粮票往事时感慨颇多，他说：“现在的孩子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粮票，确实是幸福的。不过，看到岩口中学学校食堂里被浪费的粮食，以及岩口街上餐馆里吃不完而倒掉的山珍海味，又常常觉得他们幸福得过了头”。
岩口退休干部刘先生还记得粮票给他的生活带来的一段小插曲。1979年6月，住在南方部队的他和对象商量好，不操办婚礼，把省下来的钱用来旅行结婚，到外地旅游一圈度蜜月。旅行结婚之前，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必须准备足够的全国粮票，否则出门就要挨饿。在发行粮票的年代，各省粮票只限于在各省内使用，跨省使用便作废。所以，走出湖南省后，到外地饭店吃饭时，光有钱而没有全国粮票，饭店是不会卖给宾客主食的，令顾客寸步难行，只有望食兴叹。
刘先生与妻子当年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度蜜月旅行结婚，一晃十多天过去，仍游兴未尽。但是，他们携带的全国粮票已经用完，只剩下三市斤江苏省粮票。无奈之下，刘先生只好用三市斤江苏省粮票，在南京买了十个包子馒头，然后与爱妻一路返回。途中，他们在饭店只能买菜肴、菜汤吃，然后将珍贵的馒头掰开，浸泡在菜汤中节省着吃，勉强回到了湖南部队驻地。据刘先生回忆，那时侯，在外地使用大面额全国粮票时，各地饭店找零时一律用当地地方粮票，而绝对不给找回全国粮票，因为全国粮票稀缺，要凭县级政府证明才能兑换，而且还要限量。所以，出门开始使用全国粮票之前，一定要计算好日期，算好每天能吃多少粮食，否则，就会在外挨饿。对于居家过日子的老百姓，全国粮票算得上是“奢侈品”了。
经济发展的转机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国家物资慢慢丰富起来，其表现之一就是，曾经严格的票证制度越来越松动。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城市居民的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一日三餐，副食增多，主食减少，因此，这时家家户户的粮票基本上都会有所盈余。当时，富余的粮票可以用来兑换乡下土鸡蛋或是其他生活用品。比如，可以用十斤粮票换一斤土鸡蛋，用一百斤粮票换一个不锈钢锅。
1985年，政府决定“取消粮食、棉花的统购，改为合同定购”。这是中国农产品购销体制由统购统销走向“双轨制”的转折点。
很多时侯，变化来得急促又悄无声息。随着市场经济脚步的加快，物资慢慢丰富起来，粮票“生命之本”的宝座逐渐发生动摇。有的饭店、供销社、商店出售食品时，由必须使用粮票，转变为“没有粮票可多花点钱替代”。
直到20世纪后半叶，大多数中国人食品的构成中，依然是粮食（主食）多于副食，粗粮的玉米（包谷）、小米、高粱米（灾害时期包括薯类）、红薯米多于细粮的大米（稻米）、面粉、蔬菜类多于肉禽鱼蛋。一顿饭往往需要半斤到一斤主食方可填饱肚子。居住大城市的居民每人每月油的消耗量是半斤，肉的消耗量是一斤，那时吃上一餐饺子，就算是“改善生活了”，打了一次“牙祭”。改革开放后，老百姓餐桌上的菜品已经越来越丰富了，老百姓手中的钱也越来越多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1993年，一直作为我国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第二货币”—粮票，在完成自己38年的神圣使命后，“光荣退休”了。粮票的正式废止，意味着统购统销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供稿丁华 图片来源网络，编辑曾振华）